第一章 孟买剧场（第8/38页）

他的血还会沸腾吗？或者，在湿婆军获胜、他自己也跻身地区领导之后，他已经变得比较平静了？

他的血还会沸腾。“离这里大约二十五公里，有一个叫毕万迪的地方。当印度在板球比赛中输给巴基斯坦时，那里的人——那里的穆斯林——会在市场里燃放鞭炮。小时候我对这事没什么办法，现在，我可无法忍受了。过去有几批穆斯林从毕万迪来到塔纳这里，当地人对他们恨之入骨，在一九八二年跟他们起了冲突。当地人闯入穆斯林的商店，抢劫货品来转卖，一条毛巾卖两个卢比。现在穆斯林又回来开店，可是他们不敢再嚣张了。湿婆军是很有力量的。我就这么告诉你吧：穆斯林甚至会捐钱给湿婆军。”

尼基尔自行问道：“那不是勒索吗？”

巴提尔先生不那么认为。

我想知道——考虑到他对象神欢喜天的尊崇——哪一样对他更重要：宗教或政治？在尼基尔的马拉塔语翻译里，这问题变成了“达摩或拉吉尼提”？

巴提尔先生说：“达摩。”宗教。但这并不是他先前谈到的对象神欢喜天的私人信仰。随着湿婆军的成功和扩张，湿婆军的理念也变大了：巴提尔先生心目中的宗教是印度教本身。“有人阴谋想把印度教从地球上铲除。”那是穆斯林的阴谋。正因为这一点，最重要的是维护印度教的生存。

另两只印度猫或小猫崽也跑到客厅里来了——一只是虎班猫，另一只是姜黄色的，它们好奇地到处走动。巴提尔先生家的几位朋友或亲戚也来了，他们想听听巴提尔先生对访客说了什么。我问道，如果印度的工商业持续像这段时间一样成长，印度教还能继续存在吗？

他看不出这其中有什么矛盾。“如果你想生存，就必须赚钱。”

“这不符合甘地的立场。”

“我对甘地没什么好话。他主张逆来顺受。我认为，如果有人甩你耳光，你一定要直起腰杆问他为什么甩你耳光，或者回他一个耳光。我痛恨非暴力主义那套主张。”

这态度呼应了他的马拉塔战士自尊。我想知道，他对马拉塔的历史有多少了解。在这个地方，在这些狭窄的巷道里，人们有怎样的历史观念？他可知道湿婆吉的生卒年月？

他知道。他说：“一六三○到一六八○，这些我都知道。湿婆军把马哈拉施特拉人从灾难中解救出来。但接着又来了英国人，他们使所有其他人陷入灾难。”

我可以理解这里所牵涉的较大层面的社群意识，亦即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冲突。但我很想知道，在像这样一个人们拥挤而居的工业地区，种姓制度具有什么意义。湿婆军跟达利特的关系如何？就我所看到的一点来说，达利特已经开始有自信，也就是象神欢喜天赐给巴提尔先生之物之中的“atma-vishwas”。这是否在他心中引起了一些共鸣？他对印度教的关怀是否也使他对达利特产生一点同胞之情？

他变得僵硬。“我们跟他们没有争执。他们不把自己看作马哈拉施特拉人或印度教徒，他们是佛教徒。”

他们不是因为种姓偏见才被迫脱离印度教的吗？他对他们没有同情？他小时候曾在聆听领袖谈到马哈拉施特拉人遭受歧视之后热血沸腾。他不认为达利特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吗？

他不认为如此。达利特的愤怒是达利特领导人，以及一些以美国黑豹党⑬为师、自称为达利特黑豹党的人士出于政治目的而煽动起来的。“他们没什么理由愤怒，他们不像他们自称的那样受过苦。目前的达利特组织都跟穆斯林团体挂了钩。”

我问尼基尔事实是否如此。他说是的。“那两个阵营，达利特和穆斯林，都没有归属感。有人便认为可以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没有归属感：这是常听到的话题。巴提尔先生现在属于胜利的一方，但他的血还会沸腾。就是在当前，他还觉得他所属的群体会沉沦，别的群体正等着来践踏他们。仿佛在这些拥挤的小空间里，没人真正有归属感。每个人都觉得另一个人、另一个群体在一旁笑着，每个人都活在被围困的感觉中。

这时候应该随巴提尔先生前往湿婆军的办公室了。我们向他母亲告别。她仍然坐在地板上，只抬起头，双眼消失在厚镜片的同心圆下方，随后又双掌合十。我们一行跟着几个前来听巴提尔先生谈话的人离开粉红色的房间，穿过脱在门口的拖鞋和皮鞋走进前廊。

我们先到前廊尽头观看屋后的景象：倚着后墙搭建的小砖屋，隔壁被弃置的结构——上头有生锈的钢筋从混凝土中露出。跟着我们的一个男人用英语说：“没有许可。”这么说来，尽管四处看来杂乱无章，还是有什么市政规章在运作着。

我们走下陡峭的楼梯，进入两栋房屋中间的通道，然后转到阳光照射下的柏油巷里。往右边走不远便是湿婆军的地方支部，巴提尔先生坐镇之处。就结构而言，这只是一个混凝土箱子，单间小屋，但外部的装饰让它看起来像一座碉堡，屋顶上有形式化、非常简单的枪眼，混凝土墙漆成灰色石块和白色砌缝的模样。在巷子里的灰尘、垃圾、破败建筑的衬托之下，它显得相当突出。它看起来像舞台布景，或是游乐场内的什么设施。但它令人想起马拉塔人的战士传统。那传统不是虚假的，湿婆军在当前的势力和组织也不是虚假的。

之前我们进入巴提尔先生的客厅时，并没有人要我们脱鞋。现在，从巷子走进湿婆军办公室之前，我们就得先脱掉鞋：这里虽然比他的客厅灰尘多，却是巴提尔先生真正的圣殿。房内的墙壁漆了蓝色，地板用石板铺成——马哈拉施特拉人在建筑上很擅长使用石材。

靠内墙有一张办公桌，以及一把像王座的高背椅。我们一进屋，巴提尔先生立刻坐到高背椅上，仿佛那是这个地方的礼仪的一部分。桌前有九把铁质折叠椅，这些是供访客使用的，漆成跟墙一样的蓝色。在巴提尔先生椅子上方的后墙上挂了一幅老虎图：老虎是湿婆军的标志。那面墙上仅有的另一幅图是湿婆军领袖的相片。桌上摆了一座青铜色的湿婆吉半身雕像。桌子再过去的角落里，一个没有跟墙壁摆齐的基座上另有一座类似的半身雕像。这两座雕像是用石膏做的，额头都刚抹上檀香油膏——那是神圣的标记。门口附近有一个深绿色铁质高档案柜，照明使用日光灯。一面墙上所挂的布谷鸟自鸣钟——令人想起巴提尔先生的客厅——是这小室里唯一的装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