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小型战争（第15/24页）

对于离家老远而在外吃东西这件事，我也有自己的顾忌——至少，算是远离我投宿的克罗曼德尔王冠大饭店了。但这些顾忌让我觉得惭愧，因此我接受了一点点卡库斯坦家里做的食物，并喝了杯咖啡，只是在卡库斯坦家后面那房间撕面包（或未发酵的普里面包）吃之后，我握笔用的手指却沾了油。这情况变得难以忽略，必须到屋外认真清洗——卡库斯坦没抱怨什么，他倒水让我洗手，就这样浪费了他每天傍晚分配到的六壶宝贵井水中的一壶。（其实，我没有必要觉得惭愧，也无须认为我一定得吃。卡库斯坦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数天后，当我再度到聚落造访时，我直截了当告诉他说，我也跟他一样只在家里吃饭。他立刻把我的话听了进去，笑着说：“好吧，这次就当我是个不可触碰的贱民。”）

那第一个下午，在他家后面那间点日光灯的阴暗房间里，他就事论事地谈起邻居。

他说：“这是个贫穷的社区，几乎整个小区都是穷人。搬来的第一代大部分是祭司、仪式专家、厨子，还有几个上班族。第二代处境稍微好一点，家里有较多孩子找到工作赚钱了。”

“什么工作？”

“传统婆罗门做梦都想不到的工作，诸如操作机器，维修机械，以及种种工业手工。我这一头的邻居是个厨子。”

那位厨子的房间里住了十五个人。听起来凄惨，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十五个人并不同时在房间里睡觉。事实上，他们都在中央庭院划定了专属的睡觉地点：在占去一年大部分时间的马德拉斯的夏季里，每个人都在院里或户外睡觉。那位厨子的收入大部分来自为别人办婚礼宴席，不过他必须雇用许多助手，因此办一次婚宴所得的一千卢比落入他自己口袋的其实很少。

卡库斯坦家另一边的邻居是个“听差”，或称办公室杂役，在政府机关工作。聚落里有另一个开摩托三轮车的男孩。他父亲曾经是梵文学者，更是《吠陀经》和印度教祭祀仪式的权威。

“真是悲哀，”卡库斯坦说，“那男孩自己说，‘没其他办法，我还能做什么？我没受过教育，也没继承父亲的行业’。”

我说：“听起来很奇怪。”

“他没受教育是因为父母的疏忽。”

后来，卡库斯坦跟我再度在我投宿的饭店见面时，他继续谈起帕尔塔色拉提大寺庙旁边的婆罗门聚落的贫穷状况。

卡库斯坦说：“今天的情况比我五十年代在那边长大时好了许多倍。当时我总觉得生活太差，希望有更好的处境。我在学校认识的人穿得比我好，长得比我帅、比我壮，外表也比我时髦。我看起来比较像个乡下男孩——缠着腰布，额头点了圣痣，还留着丘尔其。”

除了丘尔其之外，其他都还能在他身上找到。丘尔其是蓄在头颅后方、不修剪的一簇或一绺长发，它是古老的婆罗门标记。卡库斯坦已经不再留长长的丘尔其，他现在蓄着的只有一英寸半长，不过这对他算是符合要求了。（作为他复苏的婆罗门信仰的一部分，卡库斯坦每年会选四五个良辰吉日剃光全身体毛——所有体毛，包括眉毛，只有腋毛和丘尔其除外。我们见面的日期正好在两次剃毛之间，他的头发长得像小平头，短短的丘尔其并不特别醒目。）小时候，他父亲要他留丘尔其。在五十年代，没有多少婆罗门男孩会留这种东西，他的丘尔其是害他在学校被欺负的主因。

卡库斯坦说：“所有这些都招来其他男孩的轻蔑和嘲弄，甚至到今天还是如此。如果嘲弄我的男孩长得瘦弱，我会激烈反抗，如果是大块头，我就不搭理。我向父亲抱怨学校同学给我吃的苦头，他总是回应说，‘去向校长报告。’他也会说，为了维护家族传统，我必须点圣痣、留那条丘尔其——不然的话，我们住在村里的整个家族会被其他家族瞧不起，更何况我们家族是负责供奉村神的婆罗门呢。

“我父亲自己在他学校及城里其他地方——汽车上、街道上——也遭受了同样的嘲弄。那时候，由于所谓的达罗毗荼运动所放纵的反婆罗门言行，整个婆罗门社群都遭到那种嘲弄。”他指的是“达罗毗荼卡札甘姆”，即佩里雅尔所发起的达罗毗荼运动。“这是五十年代中期的事，当时，反对婆罗门及其习俗的运动相当广泛。他们采取的手段包括摧毁神像、剪断婆罗门的丘尔其及圣带⑱、擦掉婆罗门额头上的圣痣。马德拉斯的大多数素食餐厅都自夸是‘婆罗门饭店’，达罗毗荼人会把‘婆罗门’一词涂掉。现在，城里的饭店不再用这个词了。以前那段时日，既有‘婆罗门饭店’，也有‘军用饭店’。”

我第一次到南方旅行的时候，“军用饭店”仍然存在。那是提供肉食的地方；而且——仿佛要附和婆罗门对这种地方的歧视，仿佛这种歧视反而使他们乐得干脆与众不同，我行我素——这些南方的军用饭店可真脏得一塌糊涂。

一九六二年，在班加罗尔与马德拉斯间汽车路线上的某个地方，在那片地区的红土上某处，我首度见到了军用饭店。那是座搭建在裸土上的小木屋，属于未经规划而自然形成的车站区的一部分。招牌上的英文说明——在色调素朴的古老地景中，看来像是十八世纪英国版画中的异国奇景——似乎跟英国东印度公司征伐蒂普苏丹的战争有关。这些古怪有趣的文字似乎记录着印度历史的某个方面，透露出十八世纪印度的无政府状态：当时，由印度佣兵组成的军队到处交战，完全不顾在村庄或田地里工作的老百姓。

从一种战争到另一种战争，从一种意识到另一种意识：悬挂在佩里雅尔提达尔展览大厅的那三十三幅描绘佩里雅尔一生事迹的图画中，有一幅画的是这位伟人在一九五七年——当时他将近八十岁——把一家饭店或餐厅的招牌上“婆罗门”一词涂掉的事迹。这幅画中的佩里雅尔蓄长白须，相貌相当威严。他一手拿着石灰刷子，为了够到招牌，他站在一条长椅或板凳上。他冷静地做着那件事，没有任何人干扰他，无论是警察或政治人物或饭店老板或饭店顾客。这幅画用色简单，画面忠实地还原了细节（包括招牌、佩里雅尔站立的板凳或长椅、刷毛末端呈白色的刷子），仿佛是一段著名文字的图解，让人觉得佩里雅尔好像置身于儿童漫画中的宁静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