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小型战争（第7/24页）

令人觉得讽刺的地方还涉及更基本的问题。反婆罗门运动并不是所有非婆罗门种姓的运动，它是以中阶种姓为主的运动。就像印度一向的情况，在这些种姓下面还有另一个更低、更劣势的层级。对这些处于最底层的人，DMK没有提供任何保护。

沙达南说：“DMK在一九六七年掌权，口口声声谈着低阶种姓所蒙受的压迫。事实上，对不可触碰者最残忍的攻击发生于一九六七年之后。一九六九年，四十个哈里真在一间小屋里被活活烧死。犯案的人属于一个叫作帖瓦尔的种姓。他们是中阶种姓，原本没什么表现，过去一百年来却在社会上爬升，现在已经颇有势力，还成立了自己的种姓会社。他们是最好斗的种姓之一。他们自称是泰米尔阶层体系中的‘刹帝利’，即武士。达罗毗荼运动是由中阶种姓发起的。当他们的政府上了台，他们就变成了压迫者。”

关于DMK运动所导致的文化贫瘠，沙达南的分析几乎肯定是正确的。这现象出现在那些图画里，这现象出现在佩里雅尔演说中的夸张、简化和矛盾里——在这些演说里，文字似乎只要动听就好，而为了吸引听众，演讲者必须一再诉诸修辞戏法。但是，佩里雅尔的追随者所表现的热烈反应也同样不可否认。佩里雅尔打动了这些人心中的某些部分：一些不能用逻辑来规范、不受历史事实左右的东西。这也是必须加以考虑的。

戈帕拉克里希南先生是翡翠出版社的老板，他专门出版教科书和关于理性主义的书籍。他告诉我下面这则故事。

“我父亲做规模很小的生意。他属于穆达里雅尔种姓。我们是低中阶种姓。他摆了个摊子，卖香烟、汽水之类的东西。

“我在四十年代早期、十岁左右的时候成为了理性主义者。当时我是马德拉斯斯里罗摩克里希纳高中的学生。这是一所以婆罗门为主的学校，甚至连仆役和船工也是婆罗门。每班只有几个非婆罗门。每天都会有几个老师训诫我们，说我们只有放牛的份。有三个老师特别强调这点。他们认为非婆罗门不应该上学，而他们经常一说再说的话是‘去放牛’。

“我们每天早上都得到祈祷厅做团体祈祷。每天都是同样的祈祷，非常无聊。我有一位非婆罗门的同学不参加祈祷会，常常因此挨打。所有男孩上学时都要画上种姓标志。我通常是用粉笔画额头上的那几条水平线，而不用所谓的圣灰。我那位朋友从来不画这东西，他也因此挨打。他是个有创造力的男孩。十年后，他写了一出剧本，也在剧中演出——那是出表达理性主义观点的戏。

“我还在那学校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有机会参加了一次佩里雅尔的集会。集会在我们住的赛达佩特举行，来了许多非婆罗门。在那次集会里，我才第一次了解为什么婆罗门老师对我们那么有偏见。在那之前，我一直无法了解为什么他们偏见那么深。我开始阅读佩里雅尔的组织所出版的宣传品，还有他们出版的几种杂志。我花了四年时间才成为不折不扣的理性主义者。

“首先，从一九四七年起，我不再到寺庙去了。在那之前，我总是带着虔诚的心去那里。这是我在襁褓中就受到母亲和姐姐影响的——我们家就是那样的。在那些日子里，婆罗门祭司鄙视他们的非婆罗门信徒。信徒也不以为意：那是传统嘛。我在早年也不以为意。祭司会从远远的地方轻蔑地向非婆罗门信徒撒圣灰，而婆罗门信徒却可以进入实际供奉神像的神圣内殿。非婆罗门信徒只能从远处观看神像。

“我是慢慢才不去寺庙的。大学时代我常读萧伯纳、韦尔斯、罗素的著作。这些对我冲击很大，我因此有勇气去面对我家庭和社会中的宗教信徒。

“我母亲还是很注重仪式。许多年后，她开始担心过世后我可能不会为她举行仪式。可是，在她过世之前三个月，她把我叫去，告诉我不要为她举行任何仪式。

“现在我不去理睬印度教，我不会浪费时间讨论它。我母亲过世时，我也没有为她举行任何仪式。那是两年前的事。每年在我母亲忌日，我所做的是送给每个孙女一套新衣服。就这样而已。没有什么告别式致辞，没有花环。就只有我母亲的遗像，如此而已。”

帕兰尼先生对种姓制度的态度更加强烈，他的激情是没有什么可以缓和的。他六十三岁，身材瘦小，肤色黝黑。他出生于哥印拜陀地区，对于五十多年前在学校里发生种姓偏见的往事，他至今记忆犹新。

“我个人并没有反婆罗门这类的情绪。我弟弟进入我就读的学校时，我读五年级，他读四年级。有一天下课时，因为他是新生，就跟着其他男孩到一家饭店喝水。他仿效别的男孩的动作，拿起大铜杯从水盆里取水，然后开始喝了起来。这是一家婆罗门饭店——并不是住宿的地方，只是用餐的场所。它是一家中产阶级饭店。当老板看到我弟弟把手伸进铜盆取水时，他生气得不得了。他把整盆水倒到屋外，然后对我弟弟大喊大叫。

“我弟弟哭着回到学校找我。我告诉他说，因为我们不是婆罗门，我们不可以自己直接从水盆里取水。他应该请一个婆罗门男孩去拿一杯水给他喝。相较起来，婆罗门的肤色比我们白。我弟弟问：‘为什么？’他不愿接受这件事。我自己开始思考。过去我只是遵守既有的习惯。我那时十一岁，我弟弟十岁。我在那学校已经读了一年。

“我们回家跟父亲谈。他在政府里当小公务员，每月赚三十五卢比。按当时的标准，这笔钱足以应付一个小家庭的开销。我父亲的父亲是个织工。我们属于织工种姓，即‘先衮塔尔’种姓。不过，我父亲接受了全部义务教育，直到十六岁才结束。这时他三十岁。

“听完我们说了发生的事，我父亲说：‘这是这些地方的习惯。即使不公平，你们也得接受。’他自己也遵守规矩——不是心甘情愿，但还是遵守了。在婆罗门饭店里，他不会去保留给婆罗门的地方。在当年，每一家婆罗门饭店都隔成两区，婆罗门在一区，其他人在另一区。我父亲不会闯入婆罗门区。

“我们住在一套小瓦屋里，一套厚墙瓦顶的房子。我们每月付五卢比左右的房租。屋里没有电。我们有个小女佣，除了供她吃之外，每个月付她三卢比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