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小型战争（第9/24页）

“你怎么办？”

“当时我什么都没说。”

“你以前跟那官员一起吃过饭吗？”

“我们一起吃过，坐在地上，用手吃。那次经验留下了阴影。我默默承受了那次侮辱，什么都没做。既然是他们请我吃饭，我要是大叫或抗议或说什么都有失礼节。”

“你祖父是织工，你父亲是小公务员，你在二十三岁时成为工程师。就你的生平来说，应该算是有所发展，更上一层楼吧？”

“我是因为有保留名额才成为工程师的。我下决心替类似领域的其他人争取类似的权益，我想要全心全力为这项使命奔走。在职权之内，我做了一切做得到的事——把经费分配到落后地区，在偏远地方建造种种设施。安纳杜莱先生在一九四九年创立了DMK，但身为政府官员，我不能加入。”

“印度在一九四七年独立了。你没提到这件事。”

“佩里雅尔不太花心思在民族主义运动和独立上，他只关注种姓和宗教问题。”帕兰尼先生把我的问题当作只是打个岔，继续说：“DMK是从他的社会运动中形成的政治侧翼，然后它开始介入邦和全国的政治事务。当时国大党占优势，十八年后，DMK从国大党手中接过政权。它从原先的分离主义运动，变成了寻求地区自主的政党。我朋友中有许多人——年纪跟我相当的人——正好在政府里担任要职，因此我可以通过他们的关系让许多提升社会正义的措施付诸实际。”

这个瘦小黝黑的人心中积存着好几时代的悲痛和愤怒。在他家族中，他是第一个感到屈辱的人；从他的话听来，他还是家族中唯一投入运动的人。他的愤慨非常强烈，这必须受到尊重。但是，我也开始纳闷，这么强烈的怨怼是否还能让他拥有私人生活，是否还能让他在较单纯的情绪互动中过日子。

“你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一九五一年。”那是跟婆罗门官员一起用餐之后的三年。

“她是什么种姓的？”

“同样是织工种姓，来自附近一个小镇。”

“为什么要同样的种姓？”

“主要是为了让双方父母满意。还有，我父母挑的女孩是我可以接受的。”

“受过教育？”

“教育程度还算好，念完了义务教育。那婚姻是父母安排的一步。”

“在某些方面是后退的一步？”

“没错。”

“肤色黑的女孩？”

他让我看他的手背。“跟我一样。”

“宗教式的婚礼？”

“是的。不过我们没有请宗教人士。我们请我们社群里的一位长者来主持仪式。他只是祈求天神保佑新人。那是折中的做法，既不是婆罗门婚礼，也不是佩里雅尔自尊运动所鼓吹的那种婚礼。”

“你现在还是印度教徒？没想过改信佛教？”

“没有必要。只要能够宣扬自己的看法，就不需要皈依另一种宗教。”

“你如何安排各种仪式？”

“我的小孩出生时没有举办任何仪式。在我们祖先的时代，男人女人一生中的每件大事都有各自的宗教仪式——出生啦，穿耳啦，女孩到了青春期啦，结婚啦，怀孕啦。这些我们现在都不做了。”

“你弟弟后来呢？”

“他也做了工程师。他在哥印拜陀跟一个受过教育的女孩结了婚。同样是织工种姓，也是为了顺从父母之意。”

“你怎样把自己的女儿嫁出去？”

“我大女儿的婚礼只有极少数最亲近的亲友参加。第二个女儿的婚礼是自尊运动所确立的那种佩里雅尔式婚礼，由一位参加我们运动的著名大学教授主持。”

他的奋斗目标坚定不移——虽然他自己对宗教信仰的需要使他陷于矛盾和妥协中；虽然在他自己家庭中种姓结构依然未变；虽然从马德拉斯的垃圾、损坏的道路、市政管理的缺失、DMK政府及后继政府的派系倾轧及侵吞掠夺等等，可以看出事态已近乎全盘混乱。

沙达南·梅农曾谈到马德拉斯古老寺庙被“打劫”的事。迈拉波寺庙的大水池的确让人看了伤心。池里没有水，漂亮的内侧阶梯有几处已经扭曲变形，随时就会变成废墟。

我向帕兰尼先生问起这座寺庙。

他说：“我希望迈拉波寺庙和水池能继续作为我们的建筑和文化遗产而保存下来。但同时，我反对利用这些场所来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他们说只有婆罗门才能从池里取水，拿到最神圣的内殿去使用。只有婆罗门才能进入那里。在别的地方，有人想进入内殿，法律却不允许。大约十年前，当时的DMK党籍邦长卡鲁纳尼迪⑬先生——选举过后，现在他又是邦长了——提出一条法案，条文中明令宣布非婆罗门有权利担任祭司。婆罗门对此提出质疑，最后最高法院推翻了那条法律，理由是现今的印度教法律规定祭司必须是婆罗门。”

我们总是一再回到这点：婆罗门的偏见歧视。这是促使他献身使命的动力来源；无论抗争的方式会怎样导致他的世界解体，他对使命的投入从未松懈。而事实上，婆罗门的主张尽管是一九六二年南方那个看似健全的社会的一部分，却是站不住脚的。

我问他：“那个在你父母亲家帮佣的女孩——她后来怎么了？”

“结婚了。”

“她嫁给了织工种姓的男人？”

“同样是织工种姓，他们夫妻还做起了织布的小生意，也只够糊口。”

我问他对一九六七年以来的几个达罗毗荼政府有什么看法。

“开始时DMK政府做得很好。但是，权力会让人腐化，而且婆罗门头脑聪明。他们有自己的办法让这些人对社会改革的热忱降温。他们承诺会向德里的中央政府争取到种种好处，然后要求地方政府对他们让步作为回报。他们在文化领域中举足轻重。他们也在这个领域里削弱了邦政府的进取心。”

他的使命让他的世界完整无缺，让他坚信无疑，让他找到每样事情的解释。我再度想知道，是否他真的没有私人的牵挂，是否他的一切都与使命有关。

我说：“你不能像大家那样，稍微缩回自己的个人天地里？你不能偶尔把世界抛开，只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