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役之后（第11/21页）

“一九六七年我们还在推动学生运动。我必须到处跑，上政治课，跟学生做集体讨论，向他们灌输，要他们反对党内反对纳萨尔派运动的官方立场。党认为那次运动对其组织造成的只有威胁。

“接下来的一两年里，我经常到盖斯特·金·威廉斯去。亚拉蒂有时也陪我去。那期间我的日子大概是这样过的。凌晨两点我步行回家，因为已经过了最后一班公车或电车的时间。我也可能就在总督学院的草地上睡觉，如果下雨的话，就到学校建筑或学生宿舍内过夜。六点十五分或六点半我又要开始工作，那时候课程就要开始了。十点钟我回到总督学院。我们开始跟学院同学以及从加尔各答和西孟加拉各地学校前来学习运动的学生讨论。

“警察监视着我们的活动，他们派人在学院里卧底。我们抓到一个，狠狠揍了他一顿。我们常在街上跟警察打起来。”

“那是什么样子的？”

“每次打起来，不管是私下还是跟警察打，刚开始都会很紧张，然后紧张气氛就慢慢消散，变成兴奋刺激，最后甚至赔掉老命都无所谓。在加尔各答，攻击警察时一向用的是砖块。那是平常的攻击。如果严重的话，就会动用私造炸弹和土制枪支。不过这些攻击并不常见，只有在重要政治运动达到高潮时才会发生。”

我觉得这有点奇怪：他能够用这种学院式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口吻谈动乱和攻击。

我说：“听你这么谈到跟警察打架的事，似乎你受到某种保护。”

迪潘赞说：“那时共产党分享了政权。我们了解他们的困境，我们知道警察不会跨过某些界线。这是共产党首度在西孟加拉联合执政，他们不敢跟学生和工人对立。警察在纳萨尔巴里对农民开枪那件事在党里造成了分裂，使一些资深共产党员转到纳萨尔派的阵营。

“到了晚上，学生那边的工作结束之后，我们会前往工厂和贫民窟，或者上政治课，进行集体讨论。我们开始慢慢学习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概念——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统统都有。

“然后在一九六九年，我们转往乡村。共产党在西孟加拉历史很久，甚至在许多乡村地区也是如此，想要推动斗争的基层领导也开始帮助来到他们地区的学生。

“我们有一条规矩。你身上只能有一条‘伦吉’（即长布），一件背心及一条毛巾。你到村庄里去，找出农工或贫农的小屋，直接告诉他们你前来的目的。你一开始就谈到政治目标——劳动人民夺取政权。这种工作我们称为红卫兵行动。

“先锋人员很难将他们的理念传达给对方。不过，等到我前往村庄的时候，农民对这一事实已经很有概念了。我们只带着返回所属的城市据点的车资，没有其他钱。我们另外准备了一条腰布、一件衬衫、一双拖鞋，以便在来往城乡之间时穿用。

“农民尽他们所能供应我们食物。在有些地方，刚开始他们有时不愿提供食物。不过整体上看，无论在哪里他们都会耐心听我们的话。我们在他们的小屋里过夜。通常，如果他们只有一个房间，而村庄住的是穷人因而无安全之虞，我们就睡在走廊上。不过这是难得的享受，通常我们必须躲在谷仓的夹层里睡觉。政府加强镇压时，我们整天都得藏起来。我们有一两个人曾经用水壶大小解。”

“镇压”，这字眼也有点奇怪：在经历了那一切之后，他还用这个抽象字眼，让人觉得他谈的是政治学教科书里的内容。

他继续说下去：“我们逐渐碰到两个问题。首先是阿米巴病，因为饮水一概很差。还有疥疮，因为我们只能草草洗澡，有时一连好几天没洗。我们不懂得如何在印度村庄里保持身体干净。所有村民都知道用一点油、一点碱灰、一点水清洗身体——这是我们不知道的。不过，这些并未真的难倒我们。我们政治工作中最刺激、最有趣、最有成就感的部分是我们跟村民共处的时候。

“开始的主要问题是，我觉得我们跟村民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隔阂，我们跟他们说的是不同的语言。对印度乡下人的沉默以及转弯抹角的说话方式，你可要花一大段时间才会适应。”

“说具体一点。”

“假设我来到一个村庄，而村里的人不敢收留我，他们不会坦白告诉我。当我在晚上前往一个这样的村庄时，人家建议我跟男孩一起到附近看‘甲特拉’——一种通宵的戏剧，是村庄岁时活动的高潮。他们是在暗示，那天晚上我不能住在他们的任何屋子里。”

“你还没告诉我村里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生活质量比城市贫民窟好。只有一个例外，那是收容麻风病人的村庄，在那边，收割之前他们会有一些小麦，但少得连做薄煎饼都不够。他们做面团，一点一点吃。小孩消化不了那种面团。那时候，每年有五个月，饥饿——一天只吃一顿正餐——是村庄生活质量的主要决定因素。”

就像听他谈到在加尔各答街道上救助那个奄奄一息的人一样，我再度对他提及印度之悲苦的方式感到惊讶：仿佛那只是他个人的想法和观察，仿佛他所属的团体比别人观察得更清楚、更有体会，仿佛这些悲苦是他们可以用来解释他们的行动的理由。

现在已经过了中午一段时间，过了正常午餐一段时间。他觉得累了。他说他想冲个澡。亚拉蒂已经做好了午餐，迪潘赞到后面冲澡时，她把食物端出来，为我摆在一个小凳子上：食物很简单，包括两块炸鱼、豆子和普里面包。鱼肉中刺多，不容易挑除，不过亚拉蒂说，如果我用手指吃会更容易摸到鱼刺，把它们去掉。

我吃的时候，她站在小房间里，再一次谈到了加尔各答夏天的高温，她也再一次问我是否要待到夏天。她再一次谈到了被砍掉的树。我问她印度人是否讨厌树木，是否认为树木会藏匿或助长恶灵。她说不，印度人喜爱树木，不过，现在就是人太多了，不得不把树砍掉。

她说，她第一次怀孕时，迪潘赞不在她身边——那时候他住在村庄里。她到迪潘赞父母家里住。那是印度人的做法，这里的习俗：妻子跟夫家的人住在一起。她说，如果要撰写关于印度的东西，你必须在印度待很久。印度有那么多不一样的事物。

她说，刚开始时，她对运动是支持的，但她不赞成下乡直接向人民宣扬革命。她认为那是愚蠢的做法。印度这里的穷人听天由命。下乡的做法使革命倒退了四十年。谋杀开始发生时，她也觉得不应该，她一点都不赞成那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