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役之后（第13/21页）

迪潘赞说：“我朋友跟我在门口等了很久。我们到工会的小屋去看了一下，跟那边的人谈了一阵。工人从大门走了出来，我看到各种人：穆斯林、印度教徒、比哈尔人、孟加拉人。我兴奋极了，但可惜我朋友要我来见的那个人却没出现。

“我记得的第二次造访是这样的。公司要使用一些新机器，因此将以半额遣散费解雇一些工人。一个共产党小派系工会的组织者为我们设想了下面的任务：我们要到工会尚未吸收的非孟加拉工人聚居的贫民窟去。这些工人是反共的。

“有一天傍晚时刻，我们不少人进入了贫民窟。我自己身在一间小屋的房间里，看到这么一个比哈尔人坐在他小屋外头的绳编床上。”

“多大年纪？”

“中年。起先他不怎么想搭理。后来他笑了，于是我开始谈起公司要使用的机器。我用印地语谈，当时我说得还不是很好。他态度友善，但没有明确的响应。

“我还记得另一个景象——那是过了一阵之后的事。我开始在晚上到这个贫民窟去。他们交代我跟工人谈谈马克思主义。在那时，那个小派系工会已经有了不少支持者。这是一间穆斯林的小屋，我正跟一个工人在里面等着。我对他们的生活状况还不熟悉，今天，二十年之后，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房间里有一条公用排水沟通过。后来我就去上课了，去讲马克思主义。我想我并没有让他们听懂。他们都累了，我也讲得太抽象——这是我现在才知道的。

“当时我处在这种情绪高涨的状态。我年纪很轻，有些穆斯林工人——我现在谈的是后来接触的船坞工人——他们还叫我们回到为我们哭泣的父母身边，回到学校念书。我记得问过这些工人之一：‘我为什么要回去？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帮我的忙？’”

“他年纪多大？”

“这位老兄是中年人。我还记得他用他的印地语所说的话：‘我们是来挣钱的。’我这才发觉我太纸上谈兵了。不过党方面说过，跟农民比起来，城市工人比较‘落后’，而这是我可以用来合理化的说辞。”

我说：“亚拉蒂不赞成你到农村去。”

“在一九六八年年中，我告诉她我要走了。我实际走的时候，她怀了身孕。她哭了。她不认为我做的是很值得去做的事，但在当时她也不认为那是一件蠢事。她觉得我背叛了她，我自己多少也觉得是那样。”

“你怎么去的？”

“刚开始，那是另一件乏善可陈的事。我们在加尔各答外围有几个运作得很好的城区党部。我坐火车到了其中之一，车程要花两个半钟头。我前往一个工厂工人的家里。我知道那间房子，先前曾经因事去过。他是从东孟加拉来的难民，为自己在城里一个残破肮脏的地点盖了一间小屋。

“那天，我跟一位村里的同志会合。他正等着我。我们隔天坐客车离开。我带了一个帆布袋，但里面除了一条腰布之外没有别的东西。我们在将近傍晚的时刻下车。我的衣服跟别人没有不同，倒是我的眼镜和加尔各答式的显得不一样。我们走了半个钟头，来到村中心，那里的人都支持我们。那晚上开了一场会议，以便决定行动方向。我没有参加那场会议。

“晚上我们去某个人的小屋用餐。村民一起安排了食物。米饭带着汤水，完全没有把水滤掉，因为米汤也是食物。这种带汤的米饭还真多。可是我吃不下。这可苦了我，因为我又不能把它倒掉。我这城里人的胃就是太小了，容不下那种东西。没有别的东西可吃，而且在隔天晚上之前，没有人会再好好吃一餐。”

“你们用什么装食物？盘子？叶子？”

“金属盘子。那是一间茅草顶的小屋，我们在外面的空地吃饭。除了天上的亮光之外，没有别的光线。蚊子非常多。我心有点乱。”

“为什么？”

之前他用现在式叙述，现在换成过去式。“当时我担心着隔天必须面对的问题——沟通方面的问题。我们睡在屋外的绳编床上——两个人一张床，那可真难受，因为绳编床的中央会往下陷。我觉得寂寞、不安。村里没有厕所，有几块靠近水池的地方是用来办那事的。

“第二天早上，一个条件较好的农民（他有一台收音机）请我们喝茶——这在村里并不是常有的事：村民在当时没有热饮可喝。下午我们又吃了一顿，也是米饭，因为我们马上就要步行去另一个地方了。三四个小时的路程。

“我很难跟得上农民向导的脚步。我们在傍晚抵达了目的地。我整个人都为政治而烧了起来，他们却慢条斯理地做着日常工作。我注意到了这点，觉得自己像是个笨蛋。在城里，每个人都很激昂，而这里这些被看作革命主力的农民却相当无动于衷。我觉得失望，开始想回加尔各答。

“第二天下午，我开始走回距离最近的党部，地点是在一个非常小的镇子里。我不记得当时的任何肉体痛苦，也不认为那对我有任何影响。我记得的是必须走六个钟头左右，因为身上没钱——照规定我们不能带半毛钱。我走着走着，汽车就从身边开过。

“我就这样加入了红卫兵行动，觉得终于在做事了。”

我说：“你不用向我提任何名字。不过，你谈到的人都没有面孔，我看不到他们的样子。”

迪潘赞说：“面孔是有的。但是，开始组织盖斯特·金·威廉斯的工人时，我们沿袭了共产党的看法，认为人是客体，不是自求生存、进而创造历史的生命主体。我们在人际关系上的互动对象大多是自己政治组织里面的人。因此，当那位穆斯林船坞工人问我为什么不回家时，我才会印象那么深刻。甚至到了今天，我还认为那番话属于完全不同的层次。

“我想再加一点。我朋友的面孔还留在我心中。不过，他们大多还在政界活跃，我不想对他们加以评论。”

后来，一九六九年五月一日发生的一件事让迪潘赞从乡下回到加尔各答。那天，在加尔各答广场——加尔各答那座广大的中央公园——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中，一直在鼓动纳萨尔主义农民运动的共产党派系宣布，他们将另外成立印度马列主义共产党。

迪潘赞说：“我父母反对新党。亚拉蒂很不高兴，在这阶段她希望我远离政治。我们的女儿将在十月出生。我在加尔各答待下来，在船坞进行政治工作，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年底。然后我又回到了农村。

“早期的同志一直鼓励农民建立自己的组织，夺取政权，同时先没收地主的土地，再没收他们的枪械——也就是说，要农民强行收割他们土地上的产物，取得地主土地上的产物，也要在村庄里建立与地主权力相对立的农民权力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