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役之后（第12/21页）

迪潘赞尚未跟我谈到那一点：他答应改天再谈，或许就在明天。

我对亚拉蒂说，或许毛病就出在革命那个想法本身，那个认为到了某个时刻什么事情都会改变，世界会变好，人类会获得改造的想法。

她没有搭腔。

屠格涅夫针对那个问题写过一本小说，我说。他写了一本小说，内容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晚期俄国中产阶级到工人中间宣扬革命的情节。如果大家不带偏见地读了那本书，那么或许就不会犯下书中人物所做的错误判断。她没读过屠格涅夫，她没读过《处女地》。她没读过那么早期的俄国著作，她读的俄罗斯著作最早的似乎只是些经典政治文献。

她侧身站在门口，看着外面的走廊以及巷子里午后两三点的白色阳光——那还只是春天的阳光——这时她若有所思地说，其他国家的人似乎都在远离马克思主义了。

她身材并不高，但她体格结实，风韵犹存。

她说，她在英国住过一阵，那时那些革命活动都结束了，迪潘赞前往英国进修物理。她在英国所看到的，特别是她所注意到的英国妇女的地位，让她进一步觉醒。这令我感动：在这杂乱的小房间里，在炎夏即将来临之时，还有这股激情。

那天晚上在加尔各答市中心一套大公寓吃晚餐时，我碰到迪潘赞的一位总督学院的同学。我听他说，迪潘赞原本是个资质不错甚至才气焕发的学生。后来他扯上纳萨尔派的活动，有那么一段可怕的日子，娶了加尔各答望族之女的迪潘赞似乎随时都会被判绞刑。自从迪潘赞加入纳萨尔派之后，他们——迪潘赞及跟我谈话的那个人——没有再见过面。

那个人说：“他的功课比我好。现在，他在教物理，我在搞物理——这是我们之间的不同。他教书的学院是个烂地方，他也应该知道这点。他在那边无用武之地，他应该回到主流来。”

不过，如果他们见面的话，他不觉得那是他能够向迪潘赞提起的话题。那件事太令人尴尬了。那一段参与纳萨尔派和共产党的日子——根据迪潘赞自己的说法，他在受到保护的生命中似乎从这次参与里首次找到了归属的团体、舞台和目标——如今，这段往事像是挥不掉的窘事一样隔在迪潘赞跟他原先所处的另一世界之间。

那个人说，或许迪潘赞觉得无颜见过去认识的人。因此，他就住在他所住的地方，在那家不入流的学院教书。他在英国时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住最简朴的套房。

晚宴中另一个人说，这种消失和躲藏是孟加拉人非常典型的做法。

我想起那天一大早迪潘赞从巷子里走出来见我的样子——他的腰布和衬衫——他随着所有其他人，那些住在贫穷聚落里却维持着体面外表、提着公文包及公文箱的人。从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所谈的话来看，我以为他是因为跟那些“败兵”学生站在同一阵线而到那所学院教书的。至于他所住的地方，我最先想到的是某种社会责任感让他住到那里去的。我错了，实情并非如此。他住在那里只是因为他住不起较好的地方。他在乡村受过苦，如今在城市里他因为灰尘和蚊子而受的苦几乎一样大，他妻子则因为高温而受苦。他选择了艰苦的生活，而他跟妻子都不能适应恶劣的条件。

第二天早上我到学院去见他，也再次详细看了那栋双层建筑，包括加尔各答式的古典装饰、三角墙以及成对嵌入两层墙面的柱子。绿色窗板上沾了一层废气和灰尘形成的黑色粒状污垢——你可以在污垢上写字。小校园里的小树因为灰尘而脏兮兮，只有春天的新芽才呈现绿色和清亮的样子。放置已久、被挤压过的一堆堆庭院垃圾慢慢燃烧，在空气中散发刺鼻的烟雾，闻起来并不难受，在加尔各答的春天里倒像是较温和的秋天的气味。在加尔各答，他们都是这样把庭院废物烧掉的，甚至在市中心也是如此；这使得褐色的烟雾更加浓厚。那天早上，没有整理的校园小草地上杂乱地放了一堆破损的褐色课桌椅，杂草则从校园的小土堆上长了出来。

楼上，破裂的门窗已经换上了网孔大小不同的铁丝网。用金属字母钉成的已经生锈的“物理系”几个词显得不大协调。红色地板上那些东一堆西一堆的灰尘——迪潘赞和我在两天前谈到的灰尘——仍然在那里。在一侧那间拥挤的小室里，两天前汽水瓶和小碟子留下来的圆形印痕还未擦掉。

迪潘赞对桌上的印痕挥了半个手，对摆着实验台的那个房间里的灰尘点了半个头，然后说：“绝不会清理的。”

我们在小室里坐下来；他坐在原先的椅子上，我坐在我坐过的椅子上，两个人隔着小桌相对。桌子上的污迹真是五花八门。橄榄色或卡其色铁柜后面及中间露出狭长的白色瓷砖墙面，不知从何处滴落下来的褐色物质在磁砖上凝结了。

我对他说，在他告诉过我的话之中，我还不明白某些事情。他曾经谈过前往加尔各答的盖斯特·金·威廉斯工厂组织工人的事。他是怎么进行的？他接触的第一个工人是谁？从他的叙述里，我拼不出许多画面。他下乡到村庄里——他是怎么做的？他是否就乘公车或火车前往某个村庄？他的谈话是否能超乎某些抽象概念——“工人”、“村庄”、“农民”、“压制”？

他接受了我的疑问。他准备告诉我细节。他首先谈起一九六七年组织加尔各答盖斯特·金·威廉斯工人的事。

“我一位朋友已经在盖斯特·金·威廉斯的贫民窟住了一段日子，他也认识了某位第二阶的共产党领袖。我朋友要我过去看看那个人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分子。我从总督学院乘公车前往，经过豪拉桥。我在豪拉站换车，这第二辆车穿过豪拉的拥挤街道开到盖斯特·金·威廉斯的门口。”（大约一个礼拜之后，我跟盖斯特·金·威廉斯公司的一位员工走了同一趟路程。为期一年的资方关厂行动才刚结束，从厂区里的热带杂草和季风过后的铁锈看得出停工一年的迹象。这家公司是先前英国人经营的、在经过近乎垄断市场的时日之后已变得无效率的大公司之一，它无法轻易适应新环境。公司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碰上麻烦之后，开始一路衰落。一九六六年印度经济不景气时，盖斯特·金·威廉斯向来或多或少依靠的印度铁路局削减了一半以上的订货量。一九六七年有六七个月之久，转辙器与分叉轨生产部门以及平交道枕木生产部门都停了工，螺钉螺帽部门也受到影响。工人领到了薪资，但只是最低工资。这是公司告诉我的当年的情况：这也是迪潘赞故事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