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役之后（第15/21页）

我问他：“你现在怎么想？”

他摸摸眼镜，眯眯眼睛往窗外看。我隔着窄桌与他相对，坐在两个高铁柜中间的扶手椅上。他后方是一间空房，墙壁上几处地方刚刷上均匀的水泥。

他说：“主要错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基本误解——我觉得人民必须自行解放。知识分子只能提供他们解放的工具。”

他现在从事一些民权工作，并在贫民窟上课。“我看不出这跟我过去的政治探索有什么断层——以前到城市贫民窟搞组织跟现在到贫民窟教书这两者之间。”他仰身靠在一个淡绿色铁柜上注视着天空。“社会是这样构成的，使得劳苦大众永远找不到他们自己的声音、自己的世界观和自己的认同。”

我问起亚拉蒂，以及她在英国的情况。

“她的世界改变了，因为她第一次发现女人并不只是、甚至完全不是某个男人的附属品。我很高兴要回来，亚拉蒂却哭了好几天，她那些从小被养成不公开表露情绪习惯的朋友为她愁眉苦脸。如果有选择的话，她会继续留在英国——那种自由感，还有被当作一个人看待的感觉。

“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二年，我跟她一直有这种争吵——我没法让她相信，如果我们住在我父母家里，就永远要被他们支配。她看不出那是支配。直到我们到了英国，她才明白我说的话。在那之前，她只把我的话当作是我古怪想法的一部分——就像我也是因为古怪才加入纳萨尔派运动的。我常说：‘我们找一套公寓吧。’或者：‘你为什么不在我母亲面前站起来？你为什么对我父亲百依百顺，即使他要你做对自己有害的事？’她从不知道可以过另一种生活。现在情况改变了，也在继续改变，但在六十年代她那种生命观并没有什么特别。”

这使得前一天当迪潘赞去冲澡时亚拉蒂在她家里所说的话多了一层意义。亚拉蒂说，迪潘赞住在村里时，她是去跟迪潘赞父母一起住的。在印度，妻子住到夫家，你从娘家搬到公婆家。印度跟别的地方不同，如果要写印度，你必须先了解许多东西。

现在他们终于自己住了。

我问迪潘赞：“你在那间小屋里过得快活吗？”

“是的。对亚拉蒂和我来说，生活的物质面从来都不重要。我们两个人都可以干累活。”

“你那书架上杂乱的情况又怎么说——东西就那样丢在一起？还有——提到这个你不介意吧——那些灰尘？你说过学院是公众场所，因此永远不会打扫干净。”

他说：“家里的情况我觉得惭愧。我们两个人工作都太忙，抽不出时间。亚拉蒂在晨间学院教物理，从六点半教到十点——还得加上上班路上一个钟头，下班路上两个钟头。我对家里的杂乱感到惭愧。你要说‘灰尘’就尽管说吧。我祖父一定会责备我。但没有人会对这个地方的情况感到惭愧，这是不一样的。”

“你是不是觉得你生命中最有作为的阶段已经过去？”

“一点也不。我这一生到今天为止不过是探索的第一阶段。”

“我这样问可以吗？你花了这么多时间为别人设想，这不是妄自尊大吗？你不是也应该多想想怎样利用你的才干？你不一定要回答。如果你不想回答，我就收回问题，不会再提。”

“我可以回答。在总督学院比我高一年级的同学之中最有才华的那位现在是美国的著名教授。他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但不是关于妄自尊大那部分的。我感兴趣的物理问题都不是我有能力解决的。我研究过这些问题，在上面花过脑筋。我还在研究——或者应该说，我还在阅读相关的东西。但比较简单的问题却引不起我的兴趣。在诗方面，我对写出来的东西从不满意，特别是因为我写的那一类诗只能吸引像我自己这样的少数几个人。帮助别人却是我可以得心应手的事，虽然我犯过错误。我不断从他们那里学到东西。”

阿修克的第一则故事谈的是他试图进入营销业的经过，以及他跟德里的马霍特拉博士所主持的经营暨企业管理研究所的牵扯。他的第二则故事则关于他的婚姻，以及他跟过去的决裂。

他说：“我最后进入了一家广告公司，马上觉得如鱼得水。从那时起，我的职业生涯就上了轨道。我在工作中成长，我了解了许多营销的实际情况，那是我的生涯中最有成果的五年。

“但在同时，我的生活的另一层面却起了大变动。我来自传统的南印度婆罗门家庭，父亲曾经被派驻到世界各地，最后在加尔各答定居下来。我在印度读的是私立寄宿学校。但是，家庭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以致我虽然有人缘，还会唱流行歌曲和印度古典歌曲，却从未想要女朋友。我有一位家教教我这些印度的古典文化，这是传统教育过程的一部分。

“我有一些朋友过着活跃的社交生活，我自己倒不觉得这有必要，甚至觉得有害。别人交女朋友，我可没兴致。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我下意识很确定我会照传统的媒妁安排方式成婚——直到我实际做了一次‘相亲’。

“我家人遵照传统方式安排，交换了双方的星相。那个女孩住在班加罗尔，我走了老远到那边去看她。来了一大堆我的亲戚，还有她的亲戚。我们必须在某个时候抵达女孩父母选定的地方。

“那时是晚上。相亲时大家围成一个圆圈坐着。他们只把我介绍给女孩父亲，我们在大厅里坐成一圈，传着小菜和甜点。每个人都为这个场合精心打扮了。现场安排得很奇怪，我也搞不清女孩是哪一位。有几个她那边的女孩在场，没人把我介绍给女孩本人，他父亲又喋喋不休，问了我一大堆做什么事、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的问题。

“令人紧张的是，他也开始谈到可能的婚礼场所。我觉得很难以正常的方式回答。他会说：‘我希望婚礼在修拉普尔举行，不要在班加罗尔，因为我在修拉普尔可以找到较好的场地设备。你觉得怎样？’

“你不能说不好，也不能说好。如果说不好，那是鲁莽无礼，如果说好，又显得荒唐可笑。我只好一再使用外交辞令，含糊笑着。那段时间结束之后，我松了一口气。人家问起我的看法时，我一再说不知道。

“这个女孩我实际没见到面，没跟她谈半句话，只由我一个亲戚偷偷向我指出来——我却必须就这样决定要不要跟她结婚。事情一结束我就必须做决定。

“女孩显然没有置喙的余地，这也让我觉得不安。无疑的是每个人——在场的二三十个人——都焦急地等着看我是否会点头。在这类场合里，男方占尽了便宜，女方家庭处于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