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役之后（第16/21页）

“许多年之后，这段往事开始让我感到羞耻。但事发当时，我只觉得尴尬，尽管到了今天还是有男孩女孩以我那时未曾选择的方式结婚。说句公道话，他们是别无选择。我若要别人学习我的榜样，那是不公平的。如果当时处理得不一样，或许我就不会那么尴尬了。

“最后，当我们起身告辞要一起离开时，我断然决定不再重蹈覆辙。

“我们一行人回家时，我心头很乱。车上有我哥哥、嫂嫂、父亲和我自己。我安安静静，一路上没说话。他们知道我心烦。我跑到一个朋友家，在那边待到很晚。我第二天就要离开班加罗尔。让我焦虑的是，我家人已经答应女方父母第二天给他们回复。

“后来，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时，我父亲和哥哥问我决定怎么做——要不要跟那女孩结婚？我说不。我父亲说：‘好吧，我们再找个女孩。’

“我告诉父亲，我没有同意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那女孩的容貌——那样说就不公道了：我根本没机会跟她谈话。我反对的不是那女孩，而是做法。我也不想再对这件事多说一句。

“我的长辈认为时间可以治疗一切，认为这是我的第一次，下一回就会不同了。

“我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父母和子女本来就不会坦然谈论这类事情。没人会问你对婚姻的看法，有一天人家直接跑来向你提亲。

“这时候，想到还得再经历一次甚至多次相亲过程，我逐渐下定决心要自己选择结婚对象。

“我认识这么一位营销主管。营销——我总是离不了营销。不过，我认识的这个女孩来自另一个社群。我向她求婚，我们都认为这桩事行得通。我们有社交往来，我们说同样的语言。但是她属于不同的社群。当我终于向父母提到这件事时，他们就像我所设想的那样反对。他们把自己封闭起来——如同我在班加罗尔相亲之后那样。很难跟他们沟通，因为碰到这种情况时他们可以诉诸某种很粗糙的逻辑：针对这种事情不能有任何折中妥协。在他们看来，我即将扯断我们家族跟历史、传统的联系，这让他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在他们看来，一切都陷入了黑暗。

“我也在接受考验，因为我想娶的人要看看我如何面对压力。我可得挺起腰杆。我告诉父母，我不会改变心意，不过并不急着成婚，他们有时间慢慢考虑。这让他们很难过，但他们还是慢慢同意了我的决定。家族中一些人以及朋友向他们提供建议。我们的婚礼依照传统的盛大方式举行。

“如今我们没有住在一起，而是住在不同城市，我太太跟我住在加尔各答，我父母住在别的地方。这距离使我们可以互相调适。我们每隔一段时间见一次面，一年两三次，关系还热乎。我的兄弟姊妹都是按传统方式结的婚，他们跟我父母住在同一城市。倒是他们之间处得并不怎么好。我认为南印度的婆罗门无法放松自己，总是受到约束。

“在家族的年轻一辈之间，我成了英雄。家族中有不少人采取了跟我相同的做法。现在这样做已经不像过去那么耸人听闻了。但也必须承认——这是我父母感受到却无法表达的情况，这是使他们退缩封闭起来的原因——某些无法界定的东西在这过程中垮掉了。我们身为婆罗门不知有多久了。”

纳萨尔派的运动已经结束了大约十五年，但现在担任大公司高级主管的德布仍然期盼着另一场真正的革命。德布参与了早期的叛乱，然后跟一些领导分子产生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以致必须躲避警察和原来的同志。他可以准确而有说服力地告诉你那场爱与同情的革命如何变成了单纯的虚无主义：大家尽是谈着革命和农民权力，却从未实际向国家或有权势的受保护者提出挑战，而只是专注于脆弱无依的人。不过，在德布看来，仍然有可能重新开始，而且做得更好。

他说：“从当时到今天的唯一变化——大变化——是我在六十年代晚期那时候认为我会成为革命的一部分，而现在我知道我将只是革命的见证者。一个站在支持立场的见证者。我不认为革命的必要性有所改变。”从这里接下去谈到他的参与，他说出一个不完整的想法：“一旦尝了血的滋味……”

尝了血的滋味——奇怪的比喻。

德布说：“到各地群众之中做组织工作。”他指的还有别的事：你致力于帮忙的对象回报给你的爱。“爱是个陈腐的字眼。你无法描述我所指的东西——那是在心中涌起、令你感动的东西。那时我以为这跟对党的忠诚有关，现在我觉得党永远脱离不了人。我所谓血的滋味就是这个意思：人民给你的，比你终究能给他们的多了一百万倍。”

他在三十年代晚期出生于一个加尔各答中产阶级家庭。德布还小的时候，他从事专业的父亲患重病好几年，他们一家经济陷于困境。他们虽然得到了友人资助，却得不到自己亲戚的理睬。

有些亲戚来访时会说像这样的话：“你们要卖那些椅子的时候，可得让我们知道。我们可能要买。”椅子是真正的椅子，不只是比喻的用词。我再度跟德布碰面时，我们先在中加尔各答的中产阶级住宅区走了一圈，看了几个原先属于英国人的俱乐部，然后他把我带到他的大公寓，我就在客厅里看到了那些椅子：一整组旧式的上了黑色胶漆的孟加拉矮椅。这些椅子应该每天都会使他想起父亲生病那几年的苦日子，它们应该都会使他增强对自己出身阶级的不信任。

他对那几年时光已经做过那么多思索，因此谈起那段往事毫无障碍，仿佛那只是一则简单的寓言，还附带着他从其中得到的政治教训。他说，孟加拉的中产阶级有四项构成要素：种姓、教育、家族历史、钱财。他家境衰落时还保有前三项，但钱财的匮乏使他们处于阶级边缘。

他忘不了这件事。甚至当他家的条件改善后，他仍然是个“上进者”，努力在学校求表现。甚至打板球时——他板球打得不错——那股要在功课上求表现的上进心也未曾稍减。他让自己吃苦。他说，有六年之久，他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最后，二十二岁时，他得到了回报。他成为一家提箱仔公司的主管，那时，加尔各答的提箱仔世界还有十年左右的好光景。

也要到了那时候，他才有心力顾及世事。他读了一本关于肯尼迪总统的书，然后决定跟几位年轻会计师到贫民窟去从事公益活动。这群人有一些模糊的政治看法，他们跟任何政党都没有关系。他们的主要理念是长久以来孟加拉人所持的祖国理念——德布说，就是孟加拉传给印度其他地区的理念：印度必须成为一个值得骄傲的国家。德布说，自从独立以来，这理念在孟加拉国已经衰落了。“在我的阶级里，这理念还存在着，但只是历史的残余，被看作是过时的东西。至于在更上面的阶级，在那些工商巨子之间，这理念大体上是负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