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役之后（第18/21页）

“地点在北加尔各答一栋低中产阶级住宅。我记得那屋里有一条短短的走廊和一个小房间。走廊上摆满了坐在小房间地板上的人脱下的拖鞋。那是地方性的会议，开会时已经是晚上不早的时刻了。

“当时我对查鲁·马祖姆达尔非常敬佩，现在也还非常敬佩。他是当时我所见过最为热忱的人。他嘴里说什么，心里就真的信什么。他对年轻人和新生代有无比的信心。他真心爱农民——比我对农民的爱深得许多。我的爱不一样。他信赖印度农民，赞赏他们。

“他对印度历史的见解真是不同凡响——是关于印度历史的本质和动力。他没有贪念，完全没有，也不在乎个人的安逸。在当时，有千千万万人愿意冒生命危险追随他。他未通过高压手段就建立了这样的威信。至今我就只知道军队这另一个组织拥有像他那样的威信，而军队中高压手段可是大行其道的。

“他身材矮小，戴眼镜，眼镜度数很深。他通常的衣着是衬衫和腰布，或是丛林夹克和长裤。他的言语和表情非常明确，动作也是如此。”德布的意思是说，查鲁·马祖姆达尔的动作简洁精准，没有不必要的手势。“他精力非常旺盛，动作敏捷。还有，老天，他真有办法鼓动人心。”

“他从不提高嗓子，说话却铿锵有力。他就在北加尔各答那栋小房间里谈了起来。房间后侧有两个窗子，都打开了。我注意到了这两扇窗子，因为我担心屋外的人会听到里面的话。房间里东西很少。我记得有一张没上漆的木桌，上头摆了一大堆书，还有一台收音机。那收音机可不是等闲的东西。知道为什么吗？那是为了收听北京广播电台的。每个纳萨尔派分子都把收音机看得相当重要——‘昨天北京广播电台在那个节目里提过我们’，诸如此类的心理。我有一点古怪，这辈子只听过北京广播电台两次。

“房间后部还有一张没上过漆的长椅。我注意到，虽然房间里人那么多，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坐到长椅上。到最后房间实在太挤了，人们不得不坐上去。查鲁·马祖姆达尔坐在地板上——就是因为这样，大家才不愿坐长椅：他们不想坐得比他高。

“大家抽着烟，因此窗户开着。我自己也抽烟。这时气氛还轻松自然。应该有人送了茶进来，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得喝——根本无法把茶送到房间里每个人手上。

“查鲁·马祖姆达尔一开始先提到组织在孟加拉及国内一些其他地区的顺利发展。‘各位在这边做得很不错，这点我知道。我们让他们害怕了。他们早晚会出击。经验证实，杀掉特定压迫者有助于把人民动员起来，因为这样人民就能看出压迫者也可以被毁灭。因此，我刚发出这封信。’他拿出一张手稿朗读。这就是那封要求我们刺杀特定人士的信。然后他接受了提问。

“我吓了一跳。我想，那时候我的出身背景起了作用——一向是这样。我感到惊吓，但也同时觉得很振奋。振奋是因为我在想：‘我们终于找到路了吗？’杀人事件让许多穷人热了起来，这点被当作事实提出，我也没有加以质疑。

“我的惊吓出于两个原因。首先，那样做跟谋杀几乎没有差别。不过，我把这一点合理化了：那不是谋杀，而是行刑。要杀那些人不是无缘无故的，要杀特定人士还得先经过派系团体讨论并同意。第二个惊吓是，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的宗师都告诫我们不要采取恐怖行动。但这听起来很像恐怖行动。

“大家问的大体是像下面这样的问题：‘在城市里该怎么做？’‘如果地主由另一种压迫者取代了又会怎么样？’他们提了许多战术性的问题。我是最后发问的人之一，而且——这我可得告诉你——我问得很谦虚，因为跟其他人比起来，我的阶级出身不好，坐在那边的人对运动都比我更投入。我问到毛泽东和列宁关于恐怖主义的告诫。我问，这样说来，在理论上，我们怎么还能支持这个？

“查鲁·马祖姆达尔回答了每个问题。他回答得平心静气，很有说服力。我们都被他说服了。”

我对德布说：“再多谈谈他。”

“他五十八岁左右，皮肤干皱、白皙。他出生于北孟加拉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是很有钱的名医。他在功课上很有脑筋，表现优异。他参与了民族主义运动，然后又投入了农民运动，在其中成了名。他加入了共产党。他所做的是把一个激进的改革运动——保护佃农的运动——转化成革命运动的雏形。他认定战斗的对象是国家，因此能够带动那种转化。”

“你不觉得那是疯狂的做法？”

“那时候我不那么想，现在也不认为有什么疯狂的。要搞革命的话，就要向国家挑战。

“北加尔各答那次集会花了三个钟头。查鲁·马祖姆达尔开头的报告大约有一个小时十五分，讨论大约花了另一个钟头。接着，几个人一组一组跟他商讨他们当地的问题，然后离开。

“到那时，纳萨尔派分子做过占领学校、破坏雕像等行动。只是互不相干的事件。我相当反对这种做法。大约到了一九七○年四月，查鲁·马祖姆达尔和其他人还向我保证说那些事是过度狂热的结果。现在我回想起来，才注意到受攻击的都是低中产阶级和乡下学校。他们从未碰过精英学校。

“后来我给他写了一封信。那是一封长信，里面写了很多我反对某些事情的理论根据。他没有回复。那时候已经开始杀人。组织已经转入地下，所有通信都断绝了。

“我就这样脱离了运动。从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二年，我参加了一个类似的组织。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做宣传。警察到处抓我们。两边我们都得躲。

“一九七○年五月上旬，在加尔各答的一次炸弹攻击中，第一个警察被杀。一九七○年年中之后，这种行动变得更加全面。交通警察也被杀了，因为他们容易下手。这里还有好笑的一面。后来交通警察配了武器，纳萨尔派分子便抢夺这些武器，交通警察只好用链子把武器拴在身上。同时他们也开始杀告密者。

“一旦开始杀告密者，麻烦可就大了。你不会谈到他的阶级——你不能谈到他的阶级，因为他一定跟你属于同一类才能当告密者。回想起来，我再次注意到，那些头号目标——大企业家、大地主——都没有受到攻击。

“马列主义阵营又进一步分裂，更多团体脱离了出去。到了一九七三年，马列主义阵营总共分成二十个派系。警察及他们的喽啰杀了数千人。到了一九七三年，就那阶段而言，运动已经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