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役之后（第17/21页）

他在贫民窟的工作变得认真起来。德布每个礼拜在那边花三个晚上和两个早上。他对自己所属的中产阶级已经不再信任。现在，他就近看到社会更下层所遭受的不公不义。他看到中产阶级应该负的责任，他也看到了不公不义的连锁环节。

“这边有某某老爷，某个贫民窟的房东地主。他要怎么对待贫民窟里的那些寡妇，总是有属于低中产阶级的代理人替他跑腿，而这个代理人自己还有属于流氓无产阶级的代理人。这是连锁环节。如果你把地主除掉，别人还是会取代他，连锁环节还会继续存在。”

在公司待了三四年之后，德布拿到公司补助，前往美国一年。依照补助的规定，他在美国必须以印度为题演讲。这番经验令他遭受了始料未及的屈辱。每次演讲完，总是有人会问：“如果印度民族这么伟大，为什么你们还在挨饿，还在乞讨食物？”也总是有人会拿印度跟中国做贬抑性的比较。

他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印度历史，并决定一年结束回到加尔各答之后要加入较激进的共产党。这时正值印度遭遇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发生食物运动的时候。西孟加拉有六十个人被警察射杀，人们正以“蜀黍”为食。

“这是由玉米转化、美国人用来养猪的东西，他们把它当作救济品送来，印度政府在配给站发给乡下穷人。我觉得很羞耻，非常气愤。对我来说，吃那东西的并不是穷人，而是印度人和孟加拉人。”

他加入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开始在村庄里工作。他跟农民住在一起。他做的主要是宣传工作。他也试图阻止稻米的黑市买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跟同事不让别人把稻米运出村庄。他们也致力于护卫佃农，防止他们的耕地被地主收回。

德布在党内的地位逐渐提升。孟加拉的“巴得拉洛克”——中产阶级——喜好外来的种种，因此，从国外归来及说英语这两件事对德布在马克思主义共产党里的身价甚至也有加码的作用。这令德布感到不安，但此时他也开始有被人民爱戴的那种近乎神秘的感受。无论为运动花多少时间他都在所不惜，无论有什么危险他都会勇往直前，人民则以爱回报他。

“我完全不认识的人——农民、工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会说，‘你不能待在这里。我们没办法收留你那个朋友’。”

为了遏制党内的修正主义，他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但接着他对组织就不再有美好的期望。他发现党的较低领导阶层之中有不少小规模的贪污行径：那些人偷取了大家为组织收集来的鱼或米。当他向一个上级委员会表达不满时，他们却指控他是美国中情局的特务。他开始觉得有人要把他驱逐出党。

他也开始写关于农民运动的文章，而这些文章被往后在党内成立纳萨尔派系的那些人注意到了。其中几篇还在北京广播电台的节目里宣读，在那些巴得拉洛克崇洋心态不亚于任何人的纳萨尔派分子看来，这是顶级的认可。德布成为那个派系的重要决策人士。派系领导人到加尔各答时也开始住在德布家里。

“我因为在国外对印度的地位感到愤慨而加入了这场运动。由于印度人民大多贫穷，住在农村，我的愤慨主要是为了穷人而发。我相信必须由穷人来完成一场颠覆，因为我的阶级和更上面的阶级都烂透了，他们根本没有救赎的能力。

“刚开始时，纳萨尔派运动试图让人民大众了解，希望他们一起参与，因此跟其他共产党的做法很不一样。我要告诉你，那时我开始相信事情办得到，会在当下实现。这是从愿望转化成了信念。

“纳萨尔派不只引用马克思的话，他们也引述泰戈尔、辨喜⑧和罗曼·罗兰。他们在大字报里告诉大家关于贫穷、粮食储量、工资等级的事实。你可以看到人们阅读这些大字报，甚至文盲听别人念出来之后也会明白其中的内容。最重要的是，纳萨尔派不求公职，不参与选举——选举活动已经变得很不干净，通过金钱和妥协而运作。

“可是，对于我这样的人，痛苦也随之而来。如果要做什么大事，就得有大规模的组织。要达成大规模组织，就需要一个指挥系统。有了指挥系统，人与人之间就会为了指挥系统里的位置而争。

“在各个共产党内，大家以不同的革命主张和纲领来进行内部之争，还有辩论，以及互相将对方开除党籍，直到最后只剩下一小群人或一个人独揽指挥大权。形成这种情况的方式在各国有所不同——这要看土地、文化和传统而定。

“在孟加拉，我们深深受到几样东西的不良影响。其中之一是我告诉过你的巴得拉洛克传统——倒不是说这传统使得大家在斗争时有任何绅士风度，而是说巴得拉洛克是高级种姓及印度教徒，并且对外来事物很执迷。高级种姓的孟加拉人由于必须遵守某些继承法，因此互相残杀是家常便饭。我们的行为深受其影响。我们忘掉了其他政治团体，甚至包括极端的共产党。我们内部的互斗很激烈。可以说在这种斗争当中，人民已经变得次要。我们的情绪很激烈，我们争吵起来也相对很凶猛。这根本完全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之争，而像是充满暴力意味的家族冲突。

“我们同样可以解释后来的第二项发展：杀掉特定人士的做法得到许可。”这跟别的事情一起发生，德布这时就谈及了这些。“占据大学和其他学校的建筑，破坏实验室和图书馆——因为他们认为这套教育体系制造了人民之敌，他们改写我们的历史，摧毁诸如罗姆莫罕·罗易大公和辨喜等人的雕像。”罗姆莫罕·罗易的遗教乃是梵社及孟加拉文艺复兴的基础，对印度及民族主义运动贡献良多，至今仍然是像齐达南达·达斯·古帕塔那一类人非常珍视的东西。宗教导师辨喜著作中的话则曾经被纳萨尔派最早的大字报引用。“他们被认为跟帝国主义做了妥协，先为地主，然后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效劳。”

一步又一步，都走在云端上，从最早因为受屈辱而对穷人和印度所产生的情绪性关怀，到文化及经济上的自我毁灭，到新的执迷和叛逆，而终至拥抱一个与农民的饥饿几乎毫无干系的运动。

纳萨尔派的领袖名叫查鲁·马祖姆达尔。德布跟他很熟。

德布说：“查鲁·马祖姆达尔最早在加尔各答的一次小型集会中透露要开始杀掉特定人员，当时我在场。他已经在村庄里谈过这件事，也发函告知了各单位。这是他第一次在加尔各答提到这个决策，实际上我是跟他一起前去开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