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役之后（第9/21页）

她想知道午餐要如何安排。她说迪潘赞不吃小麦做的东西。“饭，饭，饭——他只吃这东西，一天三餐，我做了他就吃。小麦做的东西他没办法消化。”这是迪潘赞“后政治”生涯的一部分，是他在乡村从事地下活动时得病以及三角洲地带水质恶劣造成的结果。

“阿米巴病，”亚拉蒂说，“一种慢性病。你们那边有这种病吗？第三世界大部分地方都有。”

这是我跟迪潘赞交谈以来，他的游击队经历第一次在话中出现。而且我没料到这话题来得这么直接，一点都没有壮烈的气氛，却强调了他个人的脆弱——在受到这巷子的灰尘和蚊子折磨之前他所经历的痛苦。

迪潘赞坐在床上。阳光透过房间三个加装铁条和绿色窗板的小窗户，从不同角度照射在他身上。蓝色墙壁上挂着三幅旧照片以及一张彩色小肖像。照片中是迪潘赞的父母、祖父、他父亲的舅舅。在他父亲舅舅的租金管制公寓里，迪潘赞父亲以及后来的迪潘赞一直住到一九六九年。这位亲属是民族主义者，做过新闻记者，编过一本被禁的甘地主义杂志，一九四二年入过狱。他是有文化教养的人士，梵社社员，孟加拉文艺复兴运动的一员。不过，迪潘赞最崇拜的是他祖父，一位正统的印度教徒。这位祖父因为没钱读大学而进入总会计师办公室工作，他整个职业生涯几乎都花在照顾弟妹上——这并不是容易的事，特别是在一九四七年的灾难之后。

这位祖父的照片很大，它是迪潘赞请人用受损的原版照片翻拍出来的。还有其他几张气氛较柔和的翻拍照片，不过他最喜爱挂在墙上的这一张。

“他的眼神很犀利、慑人。我喜欢这张是因为他的眼神。我们都受他影响而对伦理问题很关注。他是有节操的人，别人说他一辈子没做过错事。”

另一张很小的彩色照片是年轻时的毛泽东。

迪潘赞说：“你认不出是他。这是一位博斯博士送我的。尼赫鲁在一九三九年派他去见蒋介石，结果他却找上了毛泽东。我挂这张照片是因为它是别人送的礼物。你可别做太多文章，不过我对这个人仍然尊敬有加。”

放在床上的报纸当中有一份财经报纸。迪潘赞对经济新闻有兴趣。印度的经济情况很脆弱，他说可能会再发生像一九六五年那样的不景气，当年曾因此造成哄抢食物的案件并助长了农民运动。

亚拉蒂端了茶出来。迪潘赞为开车载我来的司机倒了一杯，拿到外面给他。他的车子停在隔壁的院子里。

亚拉蒂说：“你夏天会待在这里吗？”她几乎不等我回答。“气温热得令人受不了，现在树木那么少。”

我说：“为什么把树砍掉？”

“因为人，人太多了。人和树不能共存。他们砍掉这么多树，气候都变了。冬天变得更冷，夏天变得更热。”

对面一位女人隔着窄巷若无其事叫道：“亚拉蒂？”然后马上就走了进来。同一时刻，一辆三轮车从巷子里经过，红色小车顶下相对的两排椅子上坐了许多孩子——坐着玩具车似的东西从学校回家的孩子，这令我想起小时候在西班牙港常见到的面包店脚踏送货车。

亚拉蒂跟邻居在前房后面的那块厨房空间交谈。通过开着的门，她们的话非常清楚。

送茶给司机回来之后，迪潘赞坐回床上。在报纸堆中，他再度谈了起来。

“在总督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在政治上并不活跃。由于出身，我站在左派一边，但那时学院里的政治活动处于低潮。第二学年快结束，当我在功课上忙得就要受不了的时候，我开始想所为何来。我也胡乱写了一些诗。我父亲从未看过我的诗——我没拿给他看，我母亲则没有兴趣。他们认为那大概是一种有害的娱乐。他们从未鼓励我。我开始怀疑我为什么要写诗。我们学院里有不少人，男女都有，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和疑惑。

“从那时起，我突然意识到周围的贫穷和悲惨。先前我一直没有发觉。我看到了种种，却认为那是正常情况。我告诉你一个小故事。有一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一个朋友跟我去看一部萧伯纳戏剧改编的电影。我正要前往，刚刚出了门，这时我看到了这个人——我不能说他是乞丐，他连乞讨的力气都没有。

“他躺在人行道上。他就要死了，意识却完全清醒，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他躺在一家病理检验所前面。我请检验所的人打电话叫救护车。救护车来了，却没有人愿意陪那个人前往医院。我只好跟着他去。我并不是很情愿，但还是陪他去了。他完全不在乎，根本不在乎。他半句话都没说。

“救护车开到一家医院。医生为他做了检查，在他的表格上注明他必须住院。他们在表格上盖了一个章：‘本院已无病床，改转他院。’司机得再开救护车把他送回来。司机问我是否认识这个人。我回答说不认识，司机说：‘我们可以把他送到另一家医院，但结果还是一样的。’”

我问迪潘赞：“那个人样子怎么样？你还没提到这一点。”

“他衣衫褴褛，一身肮脏。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有水囊肿，也就是阴囊发炎，通常是血丝虫引起的热带寄生虫疾病。他走路的时候必须用双手捧住阴囊，你可以设想那有多重。

“我问救护车司机这种事发生得频繁吗，司机说常常发生。他说，当他们被派来载这种人时，他们会乖乖照做。但这种人没人陪，因此他们的做法是把他丢在另一条路上，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医院会收容这种人。

“司机见到我对那个人有些责任感，于是说：‘我知道有个地方可能会收容他。我不敢确定，不过我们去试试看吧。’他开到时母庙附近的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小场所——只是长长的黑暗走廊，可能只有一片瓦顶，两侧都是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穷人。我们把他留在那里，把他的病历表格放在他的头旁边，然后就走了。

“那个地方是特蕾莎修女替那些人建造的场所的雏形，那时她还不为人所知。我可要说明白，我对特蕾莎修女的立场并无正面或负面的看法。我必须说的是，甚至到了今天，整个加尔各答只有这里会收容奄奄一息的穷人。”

就在这时停电了，这是加尔各答常发生的事。迪潘赞最先想到的是那个必须用电加热的日本制驱蚊器。他说，没有那个驱蚊器，我们根本没办法坐着交谈。他起身去弄来一盏油灯，点了灯，然后把那个蓝色玩意儿放在玻璃灯管上。几乎在同时电又来了，他把油灯熄灭。我们也换了坐的地方。我坐在床上，他坐在藤编的长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