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役之后（第7/21页）

这所学院专门招收辍学生。他说，他们是“败兵”（虽然他们在小校园里看起来还很有精力，很健康）。他们进不了其他学院，他们找到工作的机会不大——理学学士学位并不能保证饭碗——进取心也不强。女生的企图心比较强。她们不像男生那么需要表现，她们没有那种压力，因此她们反倒是比较好的学生。学院希望招收更多女生。学费是每个月三十卢比，相当于一英镑二十便士，这甚至在印度也不是一大笔钱。

那天下午，就在教室旁边的狭小空间里，我们谈起他的背景。就体格和声调、容貌和仪态而言，他是一位温和、文静的男人。在加尔各答的任何人群之中，他都不会显得突出。从表面上很难看出他曾经是个革命分子，曾经在大约二十年前（他目前四十五岁）到乡下跟农民住在一起，宣扬革命理念，并遵照党的指示呼吁将某些人——阶级敌人——消灭。

他母亲出身于富裕人家。她的父亲做过政府高官，是印度教育委员会的成员。在那之前，迪潘赞说，他是“一名小科学家”。他曾经设计出一种早期测量放射性粒子的仪器，并以此知名。

我说：“我不懂你为什么说他只是小人物。”

迪潘赞以一向平稳的口气说：“加尔各答多的是小科学家。这个城市有萨哈③、玻色④、博斯⑤和雷伊⑥等科学家。前三位是皇家学会的院士。直到最近加尔各答才变得落后。甚至在六十年代，加尔各答总督学院所拥有的物理学教授是当时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相比的。因此，你该明白我为什么只能把我外祖父看作小科学家。”

在南部，两三个时代以来，科学已经从婆罗门的抽象知识传统中发展了出来。在孟加拉，在英国人建造的加尔各答这个城市里，科学随着西方新学而来，由于殖民地之间的竞争以及印度人的表现欲，科学成就因而产生。

迪潘赞的父方家族属于孟加拉乡绅。在这次旅途之中，我才在印度听到了这个字眼。我一直以为“乡绅”（gentry）是英国专用词汇，指的是植根于一块祖传土地之上并守护着那块土地的人。在孟加拉，这字眼确实是英国人自十九世纪早期以来的用语。迪潘赞说：“英国人把乡绅变成了世袭身份。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他们创造了一个世袭的纳税农民阶级。”

迪潘赞的父方家族居住于法利德普尔地区。一九四七年，该地区成为了东巴基斯坦的一部分。法利德普尔的乡绅大多是高级种姓的印度教徒。他们把土地租出去，耕作的佃农是穆斯林及属于表列种姓的印度教徒。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孟加拉发生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互相屠杀期间，法利德普尔的印度教徒被迫逃难：不仅是高级种姓的地主，也包括其他种姓的佃农。不过早在那次逃离法利德普尔之前，迪潘赞父亲家族就已经家道中落。他们的祖产已经一分再分，因此迪潘赞祖父（及其家眷）所继承到的只是大祖宅里的一个房间。

这位祖父在二十岁的时候进入政府服务，任职于孟加拉国总会计师办公室。他从大家庭制度中得到了一些帮助。他的儿子——迪潘赞的父亲——住进了一位加尔各答亲戚所有的公寓里。迪潘赞就是在这间公寓里出生的。

一九四○年前后，当他十七八岁就读大学的时候，迪潘赞的父亲加入了共产党。后来迪潘赞从未想过问他父亲为何加入共产党：他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党员的身份可不是闹着玩的。一九四三年，迪潘赞父亲想结婚时，因为准新娘的家人在政府任职，他必须先获得党的许可。党批准了，但先决条件是迪潘赞父亲的未来岳父（即那位小科学家、印度教育委员会的成员）必须签发一张抬头是印度共产党的支票——数额多少都可以。

战后的一九四六年，迪潘赞两岁半的时候，上级派迪潘赞父母前往匈牙利深造。迪潘赞父母于一九五○年归国——在分割及独立所引起的那些动乱之后。迪潘赞母亲在匈牙利接受了师范教育；回到加尔各答之后，她很快就找到了工作。但迪潘赞父亲拿到了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却找不到适当的职位。他换了好几个不如意的工作，直到一九五五年才找到本行的职位，然后他就离开了共产党。正如迪潘赞从未问过他父亲为何加入共产党，他后来也从未想到问他父亲为何退党：依照印度教或印度人的传统，年轻人是不会质问长辈的。他父母的匈牙利之旅却有一项有趣的后果：他们都学会了匈牙利语，在加尔各答，当他们有什么事不想让迪潘赞知道时，这就成为他们私下的语言。

一九五一年七岁时，迪潘赞得了气喘病。他母亲因此对他特别呵护，这个男孩过着幽静的日子，从阅读中得到滋养。他们的公寓中有很多书，包括他父亲的共产主义书籍，还有他父亲舅舅——公寓主人——的藏书。这位舅舅是民族主义者，他收藏了支持民族主义的书籍。不过，当时迪潘赞对政治不太有兴趣。

他倒是对世事开始有了一些认识。一九五二年，他曾经跟母亲前往一个贫民窟——党指派他母亲到那里教儿童识字课程。他有时候也会去看望他祖父的一些从东孟加拉法利德普尔逃难出来的亲戚。这些亲戚住在加尔各答四周的其中一个难民营里。迪潘赞当时并没有什么感受，但后来在读到关于一九四七年事件的描述时，他会回想起小时候去过的难民营，那些事件也对他较有冲击。不过，他不认为印度的分割对他的时代有什么政治上的影响。

他的功课很好。“我母亲慢慢对我寄予厚望。事后回顾，我想这在当时一定占据了我的大半心思。一九六○年十六岁即将毕业时，我投注精力最大的是课业成绩以及写诗。我那时已经对文学产生了兴趣，用孟加拉语和英语写诗。”

他有浪漫情怀，不过在那种环境里，他没有接触女孩子的机会。他可以随时接触到的倒是加尔各答这个城市。“甚至那个时候我也喜欢这个城市，甚至今天我还喜欢它。我的根都在加尔各答。没有一个孟加拉村庄是我的故乡。在我看来，加尔各答是一个有活力的城市，因为经过泰戈尔以及对他的反叛之后，孟加拉语诗歌在加尔各答已经变成真正现代的东西。”

加尔各答的人群和污秽又如何？他看见这些了吗？有反应吗？

“加尔各答向来就是这样的。英国人统治的时代甚至还更糟。对加尔各答人来说，这是永无止境的挑战——如何这头忙那头忙地把自己弄干净，这件事就够花时间耗精力了。挑战之处在于做到这一点，然后还有时间做其他更重要的事。这是象牙塔知识分子和三轮车夫同样面对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