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 索尔兹伯里（第12/17页）

“我非常抱歉，先生。”

“我的天哪，史蒂文斯。你吓了我一大跳。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不测呢。”

“非常抱歉，先生。不过我碰巧有件事要向您转达。”

“我的天哪，好吧，你可真是把我吓了一跳。”

“那就容我有话直说了，先生。您会注意到在我们的不远处有几只鹅。”

“鹅？”他有些困惑地四顾一望。“哦，是的。还确实有几只鹅。”

“同样的，还有鲜花和灌木。事实上，现在并非它们一年当中的鼎盛时节，不过您自然明白，先生，随着春天的到来，我们将会看到周围的环境发生一种改变——一种非常特别的改变。”

“是的，我确信现在的庭院并非它们最美的时节。可是跟你实话实说吧，史蒂文斯，我其实并不太留意大自然的美好。眼下的事态实在令人忧心忡忡。杜邦先生是满怀能够想象得到的最恶劣的心绪来到这里的。这也是我们最不想见到的情形。”

“杜邦先生已经来到了这里，先生？”

“大约半小时前。情绪简直坏透了。”

“那抱歉了，先生。我必须马上去招待他了。”

“那是自然，史蒂文斯。呃，感谢你特意出来跟我聊天。”

“请您原谅，先生。关于这个方面——也就是您所谓的大自然的美好，我碰巧还有一两句话要跟您说。如果您肯屈尊听我唠叨几句的话，我将不胜感激之至。不过恐怕这得等下次找机会再说了。”

“好的，我愿闻其详，史蒂文斯。虽然我个人更偏爱鱼类。对于鱼类我可以说是无所不知，不管是淡水的还是咸水的。”

“所有的生命都跟我们预期中的讨论息息相关，先生。不过，我必须向您告退了。我都不知道杜邦先生已经到了。”

我匆忙返回室内，迎头撞到的第一男仆忙不迭地跟我说：“我们正四处找您呢，先生。那位法国绅士已经到了。”

杜邦先生是位个头高挑、举止优雅的绅士，蓄着灰白的胡须，戴着单片眼镜。抵达时他穿的是一身人们经常看到欧陆士绅们度假时穿的那种服饰，确实，他在整个逗留期间，都始终刻意地保持着一副他完全是出于游赏和交情才会来到达林顿府的架势。正如卡迪纳尔先生指出的，杜邦先生抵达的时候情绪不佳；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在他来到英国的这几天里到底都有什么事情惹得他不开心了，不过最让他难过的应该是他在伦敦观光时脚上就磨起来的几个痛疮，而且他很担心它们会化脓感染。我知会他的贴身男仆有事可以找肯顿小姐帮忙，可是这并没有妨碍杜邦先生每隔几个钟头就冲着我打一下响指，跟我说：“管家！我还需要一些绷带。”

见到刘易斯先生以后，他的情绪明显地大为改观。他跟这位美国参议员相互就像老同事那样亲热地打招呼，而且在那天剩余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俩都待在一起开心地谈笑忆旧。事实上，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刘易斯先生跟杜邦先生这么几乎寸步不离其实对于达林顿勋爵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因为爵爷自然是切望能够在讨论正式开始前，先跟这位著名的人物进行一番密切的个人接触的。在几个场合，我都亲眼见到爵爷试图把杜邦先生拉到一边好私下里说几句话的，可是刘易斯先生却每次都故意插进来作梗，笑嘻嘻地说一句类似这样的话：“请原谅，先生们，但是有件事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如此一来，爵爷很快就发现自己不得不去听刘易斯先生讲他更多的趣闻轶事了。不过除了刘易斯先生之外，其他的客人或许是出于敬畏，或许是因为敌意，都刻意地跟杜邦先生保持距离；这一点即便是在当时普遍都心怀戒备的气氛下都显而易见，而这也似乎更加凸显了这样一种感觉，即杜邦先生果然是能够左右未来数日会议的最终成果的关键人物。

会议在一九二三年三月最后一周的一个下雨的早上正式召开，为了顾及很多与会者“不宜公开”的性质，会场特意设在会客厅这样一个有些超乎想象的地方。事实上，在我看来，这种“非正式”的做派已经达到了稍显滑稽的程度。这样一个相当女性化的房间里挤满了这么多表情严峻、一身深色正装的绅士，有的沙发上一下子并肩坐了三四个人，这一场景本身就够古怪的了；而且有的与会者又是如此坚决地一定要维持一种“这不过是次社交活动”的表象，居然到了不惜为此而将一份打开的报章杂志故意摊放在膝头上的程度。

在第一个上午的会议进程中我因为不得不频繁出入于会客厅，所以无法完全跟进会议的整个过程。不过我记得达林顿勋爵的开场白是首先正式欢迎各位嘉宾的莅临，然后就概述了一下需要放宽《凡尔赛和约》诸多条款的苛酷规定这一强烈的道德诉求的基本内涵，强调指出了他亲眼目睹的德国人民正在承受的巨大苦难。当然，这同样的感想我之前已经在很多场合听爵爷表达过了，可是他在这个庄严的场景中的发言句句出自肺腑，是如此令人信服，我不禁再次为之而动容。大卫·卡迪纳尔爵士接下来发言，虽然我错过了他发言的大部分内容，不过感觉基本上更偏重技术性的层面，而且坦白说我觉得是有些高深莫测。不过其基本的要旨似乎与爵爷的意思非常接近，他的讲话以呼吁不要让德国再继续赔款以及法国军队撤出鲁尔区做结。那位德国伯爵夫人紧接着发言，不过这个时候我不得不离开会客厅相当长一段时间，具体原因已经不记得了。等我再次进去的时候，来宾们已经开始进行开放式的讨论，而这些讨论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商业贸易和金融利率的——就不是我能理解得了的了。

至少据我的观察而言，杜邦先生并没有参与到讨论当中，从他那闷闷不乐的行为举止上也很难看出他到底是在认真倾听别人的发言呢，还是全神贯注在别的思绪当中。在某个阶段，我碰巧在一位德国绅士的发言中间有事要离开，杜邦先生也突然站起身来，跟我一起走了出来。

“管家，”我们一走进门厅他就说道，“不知道能不能叫人帮我换换脚上的纱布。它们现在搞得我不舒服极了，根本就听不进那些绅士们在说些什么了。”

我记得，我在请求肯顿小姐给予协助以后——自然是派人送去的口信——就把杜邦先生安置在弹子房里坐等护士的到来，正在这时第一男仆急匆匆地从楼梯上奔下来，面带痛苦的神情告诉我家父在楼上病倒了。

我匆忙朝二楼跑去，刚转过楼梯口，就看到了一幅奇怪的景象。在走廊的尽头，几乎就正在那扇大窗户前面，映着灰蒙蒙的光线和窗外的雨景，家父定格在一个姿势当中，就好像正在参加某种庄严的仪式一般。他单膝跪地，脑袋低垂，好像正在奋力推着面前那辆手推车，而那辆小车不知何故竟顽固地纹丝不动。两位卧房的女仆表示尊敬地离开一段距离，面带敬畏的神情注视着他所做出的努力。我走到家父面前，把他紧抓在手推车边缘的手松开，扶着他在地毯上躺下来。他双目紧闭，面如死灰，前额上满是汗珠。我叫人前来帮忙，及时搬来了一辆带篷的轮椅，家父就被转移到了他自己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