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过了头（第14/15页）

最后一班渡轮正在等着他们，看起来巨大，而且因为船上无数明亮的灯光，颇为惬意。来了一个行李搬运工，要帮她把行李送上船，他谢了她的丹麦硬币就快步走了。然后，她给船上的职员看她的船票，他对她说的是瑞典语。他向她保证，他们会和对岸开往斯德哥尔摩的火车联系，她肯定用不着在候车室过夜。

“我感觉仿佛是回到了文明社会。”她对他说。他看她的眼神带有些许怀疑。尽管之前的咖啡肯定能润喉，她的嗓音还是嘶哑的。因为他是瑞典人，她觉得。瑞典人不需要互相微笑，也不需要互相评论。没有这一切就能保持端庄。

这次横渡的时候，波浪有点汹涌，不过她没有晕船。她还记得那颗药，不过已经用不着了。船上一定是保暖的，有人开始脱掉严冬的外套。可是她还在打战，也许会打冷战的。穿行丹麦的这段旅程，她的身体汇集了如此大量的寒冷。寒意在她体内储存。这会儿，可以释放出来了。

开往斯德哥尔摩的火车如约等候在繁忙的赫尔辛堡港，相比河对岸那个名字类似的火车站，这里大了很多，也活跃了许多。瑞典人也许不会对你微笑，但至少给你提供的信息是正确的。行李搬运工来取她的行李，她在找硬币的时候，他就提着包，站着。她取出一笔不少的硬币放在他手里。她以为他是丹麦人，她再也用不着丹麦硬币了。

丹麦钱。他把硬币全还给了她，用瑞典语说：“这东西没用。”

“我只有这东西。”她叫了起来。她同时发现了两件事。她的喉咙好多了。她真的没有瑞典钱。

他把她的包放下来，走了。

法国钱。德国钱。丹麦钱。她唯独忘了瑞典钱。

火车吐出了蒸汽。旅客都在上车。她还站在自己的困境里。她提不动行李。但要是她不提上行李，行李就只能丢在这里了。

她抓住行李上各种各样的带子开始跑。她东倒西歪，气喘吁吁，胸口一阵阵地疼痛。行李在她的胳膊下面敲打她的双腿。要爬台阶了，要是她打算停下来喘口气，就来不及了。她爬上台阶，自怜自艾的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急切地恳求火车不要开。

火车没有开。列车员探出身体，一只手紧抓住门，另一只抓住她的胳膊，以某种方式拽住了她的行李，把她外加行李一起拽上了火车。

一旦得到解脱，她便开始咳嗽了。她试图把胸口的什么东西咳出来。她胸口的疼痛，咳出来。把疼痛和紧张咳出喉咙来。不过，她得跟着列车员去找自己的包厢。在一阵阵咳嗽的间隙，她得意洋洋地笑。列车员往一个包厢里看了看，里面已经坐了人。然后把她带到了一个空包厢里。

“你太棒了。要不是你帮我，我就上不来了。我真是个讨厌的家伙。”她喜气洋洋地说，“我没钱。没有瑞典钱。其他钱都有，就是没有瑞典的。我只能跑，我都没想到我能……”

他叫她坐下来喘口气。他走了，随即又回来了，带了一杯水给她。她喝水的时候，想到了医生给她的药，拿出来用最后一口水送进去。咳嗽缓解了。

“以后不要再这样了。”他说，“你看你的胸口起伏的。”

瑞典人非常地坦率，与此同时，又非常地矜持、刻板。

“等等。”她说。

有一件事儿必须要先确定。这件事儿的重要程度相当于火车能不能把她送到她要去的地方。

“等等。你有没有听说过，你有没有听说哥本哈根在闹天花？”

“我没听说过。”他回答。他庄重地，尽管也是谦恭地点点了头，走了。

“谢谢你。谢谢。”她在他身后喊。

这辈子，索菲娅从来都没有喝醉过。她吃过的任何有可能损伤大脑的药物，在发生作用以前，就先把她送进了睡眠状态。所以她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以拿来和这种不同寻常的感受比较。现在，她体验到的是知觉的改变，如同涟漪一般弥漫全身。开始是一种轻松的感觉，一种傻乎乎的庄严感，仿佛自己高人一等，因为她自己能提着行李爬上了台阶，赶上火车。接下来，她逃过了一阵强烈咳嗽，感觉到心脏的挤压，于是多多少少，没有再注意喉咙了。

但是，不止这些。仿佛她的心脏在继续扩张，设法重新回到正常的状态，这种感觉持续到心脏越来越轻，越来越有力，甚至有些俏皮，把种种杂念都喷出了她的心头。甚至连哥本哈根的疫情，这会儿也变得如同情歌里的灾难，只不过是场古老的传说而已。她自己的人生，创伤和悲伤，都成了一场又一场的幻觉。事件，想法，得到了一阵阵的清晰领悟，如同透过一块变形玻璃看，一切都有了新的模样。

这让她想起了曾经的经验。那时候她十二岁，第一次涉猎三角学。巴利比诺的邻居，特尔托夫教授丢下一本他写的书。他觉得她的父亲是位有炮兵知识的老将军，也许会对这书感兴趣。她在书房里突然看见这本书，偶然翻开了光学那一章。她开始看这本书，学习里面的图表，没多久，她就相信自己看懂了。她从没有听说过正弦和余弦，用随意一段弧的弦代替正弦，幸运的是，在小角的情况下，二者几乎是吻合的。她得以因此闯进了这种崭新的、喜悦的语言之中。

那时候，她尽管非常高兴，但并没有特别地惊奇。

这样的发现时有发生。数学是大自然的礼物，正如北极光。它独立于世界上的任何东西而存在。它不会和论文混在一起，不会和奖赏混在一起，也不会和同僚混在一起，更不会和毕业证书混在一起。

列车到达斯德哥尔摩前，列车员把她叫醒了。她问：“今天星期几？”

“星期五。”

“太好了。好。我赶得上演讲了。”

“注意你的身体。女士。”

两点钟，她准时站在了演讲台的后头。她的演讲才华横溢，一气呵成，没有咳嗽，也没有疼痛。微弱的嗡嗡声在她的体内游走，仿佛在发电报。不过，没有影响她的嗓音。她的喉咙仿佛自动痊愈了。做完演讲，她回家换了衣服，坐出租车赶赴一场接待酒会。酒会在基尔德家，她的精神很好，生气勃勃地聊起了她对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的印象，不过没有提回瑞典的旅途。然后，她没打招呼就离开了房间，走到了外头。她的脑海里充溢着各种各样热烈的、异想天开的念头，她没法再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