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过了头（第12/15页）

“原谅你？”索菲娅说，“我原谅你什么？”

他脸红了，回答说：“我知道你是谁。”

他说，他一开始没有认出来。但是，她开口讲俄语以后，他就确定了。

“你是那个女教授。我在杂志上看到过。杂志上也有照片，但照片上的你显得比本人老多了。我很抱歉打扰了你，不过我真是忍不住。”

“照片看起来都严厉，因为我觉得只要我一笑，大家都不会信任我。”索菲娅回答，“医生是不是也会这样？”

“有可能。也没人给我拍照，我还没法习惯呢。”

这会儿，他们之间有一种轻轻的约束；需要她来让他放松下来。在他告诉她实话之前还好得多。她回到了博恩荷姆的话题上。那里的人草莽，粗糙，不像丹麦人那样文雅，光滑。大家去博恩荷姆，是为了那儿的风景和空气。要是她愿意去的话，带她到处转一转，是他的荣幸。

“那里有最罕见的蓝色岩石，”他说，“就是蓝色大理石。敲碎，磨光，用来做女士的项链。要是你想要的话……”

他的谈吐直冒傻气，因为他有话想说，却说不出来。她看出来了。

他们离罗斯托克越来越近，而他越来越焦虑不安。她害怕他拿出一张纸，或者一本书让她签名。难得有人会这么做，只是这样的事儿总是让她觉得悲哀。说不出来为什么。

“请听我说，”他说，“我有话必须要和你说。本来不应该提的。请你，去瑞典的路上，不要去哥本哈根。你不要害怕，我的神智非常健全。”

“我没有害怕。”她回答。其实她害怕了，有一点。

“你走别的路，从丹麦群岛过去。在车站换票。”

“我能问为什么吗？哥本哈根被下了咒？”

她突然相信，他要告诉她的是一个阴谋，一颗炸弹。

难道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哥本哈根有天花。这是一种传染性疫病。很多人都离开了哥本哈根，但是当局想保持沉默。他们害怕引发恐慌，害怕有人干脆烧了政府大楼。问题是芬兰人，听说是芬兰人带进来的病菌。政府不希望大家起来反对芬兰难民。也不愿意大家起来反对政府接受芬兰人。”

火车停下了。索菲娅站了起来，检查她的行李。

“答应我，别没有答应我就走。”

“好吧，我答应了。”索菲娅回答。

“你可以坐船到盖瑟。我陪你去换票，不过我得去吕根岛。”

“我答应了。”

他让她想到的是弗拉迪米尔吗？早期的弗拉迪米尔。不是他的长相让她想起了弗拉迪米尔，而是他恳求式的关照。他永远谦和的，顽固的，恳请一般的关心。

他伸出手来，她将自己的手递给他，握了握手。但这不是他唯一的目的。他在她的手心里放了一颗药，说：“要是你觉得累了，这药能让你休息一下。”

我得找个可靠的人聊聊这场天花。她决定。

但是，她没能聊。那个换票的人因为要办这么麻烦的事儿，有点恼火。要是她再改变主意，他甚至大概会发火。开始，他似乎除了其他旅客说的丹麦语以外，什么话都不回答。不过等处理完她的票以后，他用德语说：这条路远得多，你明白不明白？她这才意识到，他们仍然在德国，这个人可能对哥本哈根一无所知—她到底在想什么？

他阴沉地补充说，岛上在下雪。

到盖瑟的德国轮渡很暖和，不过座位都是木头板凳。这样的凳子，她想这也许就是他说的要是你觉得累了的意思。她打算吃掉这颗药。不过后来她决定省下来，也许会晕船呢。

她搭上的本地火车有规范的二等舱座位，不过都已经磨破了。车厢的尽头有一座冒烟的火炉，不过几乎没用，还是冷。

列车员比刚才那个票务员友好多了，也没那么心急火燎的。知道已经到了丹麦境内，她用瑞典语—她觉得瑞典语比德语更接近丹麦语—问哥本哈根的流行病是不是真的。他回答说不是，你坐的火车不是去哥本哈根的。

火车和哥本哈根，似乎他只听懂了这两个瑞典词。

这辆火车当然不会有包厢。只有两节二等车厢，还有车厢里的木头长椅。有些乘客随身自带软垫和毯子，还有带披风的，就裹在他们身上。他们没有看索菲娅，更没打算和她说话。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她也许根本就听不懂，没法回答他们的问候。

也没有茶饮车。打开油纸包，拿出冷三明治。厚厚的面包片，味道强烈的奶酪，一片片凉掉的熟熏肉。有人在哪里吃青鱼。一个女人从衣服夹层的口袋里拿出一把叉子，吃罐头里的腌白菜，这让索菲娅想起了家，俄罗斯。

但这些人并不是俄罗斯农民。他们没有人喝醉，没有人聒噪，也没有人大笑。他们生硬得如同木板。甚至，覆盖在他们某些人骨头上的脂肪也是生硬的，自尊的路德教会脂肪。她一点也不了解他们。

但是，想到这里，难道她了解俄罗斯农民，了解巴利比诺的农民吗？他们为了自己的好处，在她面前永远是演戏罢了。

也许除了那一回，那个礼拜天，所有的农奴，还有他们的主人必须要到教堂听通告。后来，索菲娅的妈妈完全崩溃了，她抱怨，她哭喊：“现在我们变成什么了？我们的孩子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儿？”将军把她带去书房，安慰她。阿纽塔坐下来看她的书，她们的小弟弟费奥多尔在玩积木。索菲娅四处溜达，进了厨房。厨房里，家里的奴隶，甚至还有许多田里的农奴，他们一起在厨房里吃煎饼，庆祝—不过方式还颇有尊严，仿佛在过圣徒节。一个老人，他唯一的工作是清扫院子，他笑着喊她小太太：“小太太来祝福我们了。”然后，一些人对她欢呼。他们是多好的人啊。她想。尽管她明白，欢呼只是种玩笑罢了。

很快，女家庭教师来了，脸色阴沉得像乌云，把她带走了。

此后，生活继续，几乎和往常一样。

雅克拉尔告诉阿纽塔说，她永远不会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她只会从她罪恶的父母那儿弄钱。而索菲娅和把他从警察手里夺过来的弗拉迪米尔，则是自负的寄生虫，泡在他们一钱不值的研究里。

腌甘蓝和青鱼的味道让她微微有点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