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净化仪式（第11/21页）

她所要强调的是，科尔曼并非是那些为消除隔离，为种族平等，为民权而斗争的退役陆军中的一分子；以瓦特的观点，他除了为自己之外，从来没有为任何其他的事情进行过战斗。西尔基·西尔克。那就是他进行战斗的身份，他战斗的目的，也是为什么瓦特永远不能忍受科尔曼的原因，即使当科尔曼还是个小男生的时候。为自己而投入，瓦特过去常说。如果永远只为科尔曼一个人而投入，他所要的一切就是走人。

我们在我家里吃过午饭已有好几个小时了，但欧内斯廷却没有显出丝毫疲惫的迹象。每件事都在她脑海里盘旋——并不只是由于科尔曼的死，还由于她在过去五十年里努力探索的有关他秘密的一切——以致她滔滔不绝地讲着，这不一定是她这个当了一辈子严肃的小城镇教师的妇人一贯的说话风格。她是个相貌端庄的女人，显得很健康，虽然面孔略显干瘪，你绝不可能想象她有过人的食量。从她的衣着和姿态，从她吃午饭时谨小慎微的举止，甚至从她在椅子上的坐姿，就可清楚地判断出她的个性是委曲求全的，在任何冲突中的条件反射是自动地充当调停者——完全操控着理智的反应，更愿意当个听众，而不是谈话者。然而由于她声称自己为白人的哥哥死亡——一个对她的家人显得仿佛是漫长、悖谬、蓄意傲慢的背叛的生命的终结——其引发的激动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却是难以用惯常的尺度加以衡量的。

“母亲直到入土都不明白科尔曼为什么要那么做。‘六亲不认。’她是这样说的。在母亲家里他并不是第一个，有过其他的人，但他们是别人，他们不是科尔曼。科尔曼在他的生活中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个黑人而发过脾气。据我们所知没有过。这是事实。当个黑人对他来说从来不是问题。你会看见母亲夜里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地坐着，你知道她正在猜想：会不会是这，会不会是那?是不是为了摆脱爸爸?但等到他那么做的时候，爸爸早已过世。母亲会提出原因，但没有一个是有充分的说服力的。是否因为他认为白人比我们优秀?他们比我们有钱，肯定的——但比我们优秀?他相信这一点?我们连最细微的证据都从来没有看到过。现在，人一长大便出走，和他们的家人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必是有色人种才那么做，这种事全世界每天都有。他们那么恨所有的一切，所以一走了之。但科尔曼小时候心里没有仇恨，他是你看都看不够的最轻松活泼、乐观的孩子。长大以后，我比科尔曼不快乐得多了。瓦特比科尔曼不快乐得多了。他有那么多的成功，那么引人注目……不，母亲始终没有明白。思念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照片。他的成绩单。他的田径奖章。他的年级证书。他当选年级致告别辞代表的证书。甚至到处可见科尔曼的玩具，他小时候喜欢的玩具。她保留着所有这些，她瞪着眼望着它们，仿佛算命的人凝视水晶球，似乎它们会揭示一切。他有没有对任何人承认过他所做的事?他有没有，祖克曼先生?他有没有告诉他妻子?他的孩子?”

“我想他没有，”我说，“我肯定他没有。”

“所以他始终是科尔曼。决定要做，做不到，便誓不罢休。这是他从还是孩子时起身上就有的特别的东西——他全身心地坚持一项计划。对他的每项计划他都矢志不移。所有由那个大谎言所必须引发的谎言，对他的家人，对他的同事，他统统坚持到底。甚至作为犹太人下葬。哦，科尔曼，”她伤心地说，“如此坚定。坚定，先生。”在这一刹那，她更像在笑，而不是哭。

作为犹太人下葬，我想，而且，如果我猜想得正确的话，作为一名犹太人，遭到杀害。扮假者遇到的又一个问题。

“如果他曾对什么人坦白过，”我说，“也许是对那个跟他一起死的女人。对福妮雅·法利坦白过。”

她清楚地表明她不愿听到那女人的名字，但因为她很通情达理，所以不得不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是我的想法而已，”我说，“与我感觉得到的他们之间的盟约紧密相连——他必须告诉她。”所谓“他们之间的盟约”一说，我指的是他们两人都认识到没有简捷明快的出路，但我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对欧内斯廷。“瞧，今天从你这儿了解了这么多的事，有关科尔曼的一切，我都得重新思考。我真不知道如何着手。”

“那么，你现在是西尔克家的一名荣誉成员了。除了瓦特，对于有关科尔曼的一切我们谁都不知道该怎么思考。他为什么那么做，为什么坚持，为什么母亲非得那样死。如果瓦特没有制定那道规定，”她说，“谁知道事态会如何发展?谁知道科尔曼会不会随着岁月的消逝、决心的软化而告诉他妻子?说不定还会有一天告诉他孩子。告诉全世界。但瓦特及时地冻结了一切。那从来就不是个好主意。科尔曼那样做的时候还只有二十几岁。二十七岁的一颗炮仗。但他不会永远二十七岁。不会永远是1953年。人要老的。国家要老的。问题要老的。有时问题就这么老得消失了。然而瓦特使它冻结了。当然，如果你以狭窄的眼光，仅仅以社会利益的观点看问题，当然当时对谈吐优雅的黑人中产阶级而言，按科尔曼的做法行事是有利可图的，正如今天做梦都不想那么干才是有利可图的一样。今天，倘若你是个中产阶级有知识的黑人，想要你孩子进最好的学校，如果你需要全额奖学金，你连做梦也不会想到要说你不是有色人种。你根本就不会那么做——尽管你皮肤可能很白。现在不那么做才是有利可图的，就像当时那么做是有利可图的一样。所以又有什么区别呢?但我能对瓦特那么说吗?我能对他说：‘真的有什么区别?’首先因为科尔曼对母亲所做的事，其次因为当时瓦特眼里有一场仗要打，而科尔曼不想仅为那些原因而战斗。我当然不能说，虽然不认为这么多年来我没有努力过。瓦特实际上并不是个苛刻的人。你想听听我哥哥瓦特的事?1944年瓦特是有色人种步兵连的一名自动枪手。他和他部队的另一名士兵一道守在比利时的一座山脊上，俯瞰敷设了铁轨的山谷。他们看见一名德国兵沿着铁轨往东走。肩上挎着个小包，边走边吹口哨。和瓦特在一起的士兵举枪瞄准。‘你干什么?’瓦特对他说。‘我要杀死他。’‘为什么?住手！他在干什么?在走路。可能正往家里走。’瓦特得用劲才把枪从那个家伙手上夺下来。一个南卡罗纳的孩子。他们走下山脊，拦住德国兵，将他俘虏了。原来他真的是走回家去。他有个假期，他唯一知道通往德国的路便是沿铁轨往东走。是瓦特救了他的命。有多少士兵那么做?我哥哥瓦特可以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如果他不得不那样做的话，但他也是个血肉之躯。因为他是血肉之躯，他相信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促进种族的利益。所以我试过和他谈，有时候努力对瓦特说些我自己将信将疑的话。科尔曼是他时代的一部分，我告诉他，科尔曼不能等到通过民权运动获得他的人权，所以他跳了一级。‘历史地看他，’我对瓦特说，‘你是个历史教师——把他当做更大的东西的一部分。’我告诉他：‘你们一个也没有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你们两人都是斗士，而且你们两人都战斗了。你以你的方式战斗，科尔曼以他的方式战斗。’但这种推理对瓦特没有效果。什么都不起作用。那是科尔曼成人的道路，我告诉他——但他不愿接受。对瓦特来说，那是科尔曼不想成人的道路。‘对，’他对我说，‘对。你哥哥多多少少成为他想成为的东西，除了他是个黑人。除了，除了，这个除了改变了一切。’瓦特不能改变他一贯对科尔曼的看法。我又能怎么办呢，祖克曼先生?因为瓦特哥哥当时冻结了科尔曼和我们家的关系而恨他?由于科尔曼哥哥对母亲的所作所为，他让那可怜的女人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天都痛苦不堪，而恨他?因为倘若我恨我两个哥哥的话，那为什么停下来呢?为什么不为我父亲所做的一切错事而恨我父亲呢?为什么我不恨我死去的丈夫呢?我没有嫁给一个圣人，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爱我丈夫，但我看得很清楚。我儿子又如何呢?要恨这个男孩根本不难。他索性走开，让你清静。但恨的危险是，一旦你开始启动它，你就会得到比你想要的多一百倍都不止的恨。你一旦启动，就不能停下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恨更难驾驭的东西了。戒酒比控制恨容易多了。这可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