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净化仪式（第10/21页）

“我知道他是好意，”欧内斯廷说，“瓦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母亲，使她免受伤害。让她每逢生日、节日、圣诞节时不会因为科尔曼而伤心。他相信如果通讯线路畅通，科尔曼就会再让母亲心碎一千遍，跟他那天所做的一模一样。瓦特对科尔曼非常气愤，因为他事先没做任何准备便跑到东奥兰治来，没跟我们任何人打招呼，而且告诉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一个可怜的寡妇，就像法庭宣判似的。弗莱彻，我丈夫，总为瓦特的做法提供一个心理原因，但我却认为弗莱彻不对。我不认为瓦特真正妒忌过科尔曼在母亲心中的地位。我不接受这种说法。我认为他受到侮辱，因而火冒三丈——不仅因为母亲的缘故，而且为我们大家。瓦特是家里的政治成员，当然他要发火了。我自己并没有以那种方式发火，我从来没有过，但我可以理解瓦特。每年科尔曼生日的那一天我总要打电话到雅典娜跟他谈谈。一直到三天前。那天是他生日。他七十二岁生日。我想就是他遇害的那一天。他吃过生日晚宴后开车回家。我打电话祝他生日快乐。没人接电话，所以我第二天又打。我才得知了他的死讯。房子里有人拿起话筒，告诉了我。我现在知道那是我的一个侄子。我只是在科尔曼的妻子死了，他离开学院，一个人住以后，才开始把电话打到他家里的。在那以前我总是打到办公室。我从来没告诉过任何人，觉得没有必要。在他生日那天给他打电话。在母亲死的时候给他打电话。在我结婚时给他打电话。在我儿子出生时给他打电话。在我丈夫死的时候给他打电话。我们总是聊得很开心。他总是想听各种消息，甚至包括瓦特和他提级的消息。每次艾丽斯生孩子，杰夫、马基，还有马克，我都接到科尔曼的电话。他打到我学校来。那对他来说总是个重大的考验。他生那么多孩子和命运较量，因为他们和他所抛弃的过去在基因上是互相连接的，总会有机会，你知道，他们可能以某种特别的方式回到过去。他非常担心，这种事很可能发生的——有时的确发生过，但他还是不顾一切生下了他们，那也是计划的一部分。过一个充实、正常、硕果累累的生活。不过，我相信，尤其是在头几年里，自然每当一个新生儿呱呱落地时，科尔曼都要为他自己的决定遭受内心的煎熬。没有任何一件事情逃得过科尔曼的注意，在感情问题上也一样。他可以和我们断交，却不能和他自己的感情一刀两断，在有关孩子的问题上尤其如此。我想他渐渐明白隐瞒对于一个人的身世来说如此关键的事情是很可怕的，知道他们的承传乃是他们生存的权利，而且还隐含着危险。想想看，倘若他们的孩子生下来时一眼就看出是黑人的话，他将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什么灾难啊。至今为止他还算幸运，我指的是在加利福尼亚出生的两个孙儿。但想想他的女儿，还没结婚。假设有一天她有个白人丈夫，这是完全可能的，她生下个黑孩子，她有可能——很有可能，她作何解释呢?她丈夫会怎么想呢?他会以为他孩子是别人的。一个黑人。祖克曼先生，科尔曼不告诉他孩子们真相是极其残酷的。这并非瓦特的评判——是我的。如果科尔曼一定要将自己的种族作为秘密加以隐瞒的话，那么他应当付出的代价便是不生孩子。他知道。他不能不知道。相反他埋下了一颗没有引爆的炸弹。那颗炸弹在我看来当他谈到他们的时候始终在他的脑海里盘旋。特别是当他谈起，不是那双胞胎女儿，而是那双胞胎儿子，马克，跟他麻烦不断的那个男孩时。他对我说马基大约因为他自己的理由而恨他，但却好像已经猜到了真相似的。‘我罪有应得，’他说，‘即使他出自错误的原因。马基甚至连出自真相恨他父亲的奢侈都没有享受到，是我剥夺了，’科尔曼说，‘他那部分生的权利。’我说：‘但他也可能根本不因为那而恨你，科尔曼。’他说：‘你没听懂我的话。并不是他会因为是个黑人而恨我，这不是我所谓的真相，我指的是他会因为我从来没告诉过他，因为他有权利知道。’因为有着那么多引发误解的事情，我们就不再继续谈那个话题了。但很清楚，他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和孩子们的关系建立在一个谎言上，一个可怕的谎言。马基出于直觉，感到孩子们带着他们父亲相同的基因，并且将把这种相似点传给他们自己的后代，至少在基因里，也许甚至在可察觉的肉体上，却没能完全探知他们现在是谁，他们过去是谁。这有点猜测的性质，不过我有时认为科尔曼把马基看做是他对他自己母亲所作所为的报应。虽然，这，”欧内斯廷谨慎地补充道，“是他从来没有说过的。至于瓦特，我要说的是他所做的一切乃是继承我们父亲的遗愿，保证母亲不会一次又一次地肠断心碎。”

“她的心碎了吗?”我问。

“祖克曼先生，不可复原——永远没有。在她在医院里临终的时候，在她弥留之际，你知道她说什么?她不断地呼叫护士，就像过去病人呼叫她一样。‘哦，护士，’她说，‘哦，护士——把我送上火车。我家里有个生病的婴儿。’一遍又一遍，‘我家里有个生病的婴儿。’我坐在她床边，握着她的手，看着她死去，我知道那生病的婴儿指的是谁。瓦特也知道，是科尔曼。她是不是会好过些，要是瓦特没有用他那种将科尔曼永远驱逐出去的方式加以干涉的话……唉，我还是不能肯定。但瓦特作为一个男子，他的特殊才能是他的果断。也是科尔曼的。我们全家的男人都很果断。爸爸是那样，他的父亲也是那样，祖父是佐治亚州卫理公会的牧师。这些男人一旦做出决定，便一言九鼎。不过，他们也得为自己的决断付出代价。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我今天明白了。但愿我父母当年也明白。我们是个教师之家。自我祖母开始，当她还是个年轻的女奴时，就由她的女主人教会了识字，后来，黑奴解放后，进入当时叫做佐治亚有色人种州立师范及工业学校。就这么开始的，就这样我们成了现在的样子。这就是我看见科尔曼的孩子们时所意识到的。他们中除了一个全是教师。我们所有的人——瓦特、科尔曼、我——也都是教师。我自己的儿子是另外一回事。他没读完大学。我们之间有些龃龉，现在他有个重要的另一半，就像人家说的，而我们对于那个看法也不尽相同。我应当告诉你，白人阿斯伯里园的学校体制中，在瓦特1947年去报到的时候没有有色人种教师。你必须记住他是第一个。随即又是他们的第一任黑人校长。随后又是他们的第一任学校督察。这让你对瓦特多少有些了解。那儿已经有一个很有根基的黑人社区，但直到瓦特四七年去了以后情况才开始变化。他的果断性起了很大的作用。即使你出生在纽瓦克，我也不敢肯定你知道1947年前新泽西一直在法律上、制度上赞成种族隔绝、种族歧视的教育。在多数社区里既有有色人种学校，又有白人学校。在南泽西的初级教育中存在着严格的种族隔离。从特伦顿、新布伦斯威克起，一路南下，你看到的都是种族隔离学校。还有普林斯顿。还有阿斯伯里园。在阿斯伯里园，瓦特刚去的时候，有一所叫做斑恩大街的学校，其中一所——东校或西校——是给住在斑恩大街周边的有色人种孩子念书的，另一所则是给住在那附近的白人孩子念书的。其实是一幢房子，但分成两半，当中用一道篱笆隔开，一边是有色人种孩子，另一边是白人孩子。同样的，一边的教师是白人，另一边的是有色人种。校长是白人。在特伦顿，在普林斯顿——而普林斯顿不算南泽西——直到1948年还有隔离学校。并不在奥兰治也不在纽瓦克，虽然曾有一度即使在纽瓦克也有一座有色人种学校。那是在20世纪初期。但在1947年——我回到瓦特在这一切中的位置，因为我要你理解我的哥哥瓦特，我要你在一个当时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看待他和科尔曼的关系——那时民权运动还远未发生，甚至科尔曼的行为，他所做的决定，抛弃他的黑人血缘，以另一个种族的成员生活，那在民权运动之前绝非匪夷所思的决定。就有电影讲这种事。记得吧?一部叫做《平克顿私家侦探》，还有一部，梅尔·弗乐主演的，不过片名不记得了，也很火爆。改变你的种族——没有民权可言，没有平等，于是大家就往那上面想，做白人也做有色人种。也许有这想法的比付诸实施的要多，但这个念头还是使人着迷，如同迷上神话一般。但在1947年，州长召集了一个宪政会议，修改新泽西州宪法。那是有意义的开端。其中一项修改是此后新泽西不会再有隔离或歧视性的国民卫队单位。新宪法第二部分，第二个改变，说不再强迫儿童在他们的社区经过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去上学。措辞大约是这样。瓦特可以逐词逐句地说给你听。这些修改取消了公立学校和国民卫队中的隔离。州长和教育董事会必须执行。州董事会叫所有的地方教育董事会着手履行合并学校的计划。他们建议首先将学校的教员合并起来，然后再慢慢地将在校的学生合并起来。瓦特打完仗回家，还是个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学生的时候，就到过阿斯伯里园，他属于那种关心政治的类型——一个享受军队奖学金的退役军人，已经在为新泽西学校合并而积极战斗。甚至在宪法修正之前，当然还有在修正之后，瓦特一直是在合并学校的战斗中最活跃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