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言（第24/30页）

尽管那天才是我第二次看见赫尔米娜，但她知道我的一切，我觉得在她面前隐瞒什么秘密都是不可能的。也许她可能不完全理解我的精神生活，或许无法完全理解我跟音乐、歌德、诺瓦利斯或波德莱尔的关系——不过这一点也无法确定，也许她不用费什么力气就能理解这些，就跟她做别的事一样。即使她不理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的“精神生活”还留下了什么呢？这一切不是都已被打得粉碎，失去意义了吗？可是在其他方面，我个人特有的问题和愿望，她都会理解，这一点我丝毫不加以怀疑。过一会儿我就要和她谈我的一切，谈荒原狼，谈那篇关于荒原狼的文章。以前，这一切都只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从未向别人说过一个字。我无法忍受那种驱使我的冲动，我现在就要告诉她。

“赫尔米娜，”我说，“最近我身上发生了一些超乎寻常的事。一位素不相识的人给了我一本小书，像集市上卖不出去的那种小册子，我发现书里面详细地写了我所有的故事，跟我有关的事情写得一点不差。太神奇了，不是吗？”

“这小册子叫什么名字？”她顺口问道。

“书名叫《荒原狼专著》.”

“噢，荒原狼好呀！你是荒原狼吗？难道所说的荒原狼就是你？”

“是的，我是荒原狼。我就是这样一只荒原狼，一半是人，一半是狼，至少我自己这么认为。”

她没有答话，而是以一种探究的目光注视着我的眼睛，而后盯着我的手。过了一会儿，她的脸上又显出几分钟前那种深切严肃的神情并流露出阴郁的激情。我相信我已猜出了她此时的想法：我是否具有足够的狼性去执行她“最后的命令”?

“当然，这只是你自己的幻想，”她又开始变得平和起来，“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说是诗意。但是其中自有深意。今天你不是狼，可是那天，你走进酒吧时，好像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似的，你身上还真有点兽性。正是这点兽性在那一刻紧紧抓住了我。”

她像是被某个突然冒出的念头吓了一跳，停顿了一会儿，接着又说：“这话真难听，什么’野兽’、’猛兽’啊这样的字眼儿！不应该这样谈论动物。动物常常很可怕，可是它们比人还真诚。”

“真诚是什么意思？你指的是什么？”

“你仔细看一只动物，一只狼、一只狗或者一只鸟，或者动物园里哪个庞然大物，如美洲狮或长颈鹿都行。你一定会看到，它们一个个都那样自然，没有一个动物会感到尴尬，它们总是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它们不想对你阿谀谄媚，它们也不想强行打扰你。它们不假装，不逢场作戏。它们就是它们本来的面目，就像草木山石、日月星辰。你同意我的说法吗？”

“我同意。”

“通常说来，动物都很悲伤，”她继续说道，“当一个人感到难过时——我并不是说出于牙痛或丢了钱而难过的时候，而是因为他某一次通过某种方式看到了生活和一切事物的本来面目，因此真诚地感到悲伤——那么他看起来就有点像动物。似乎他不仅仅是悲伤，更多的是比平时更真诚、更美好。就是这样，你看起来就是如此，荒原狼，当我第一次看到你时就是这样。”

“那么，赫尔米娜，你对那本对我全部的事都细致描写的书有什么看法呢？”

“啊，你知道，我不喜欢老是思考。我们下一次再谈它。你可以把书给我看看。不，等一等，我什么时候有兴趣读点什么时，你再给我一本你自己写的书。”

她请我给她点一杯咖啡，一会儿显得精神恍惚、心不在焉，一会儿又忽地神采焕发起来，似乎通过冥思苦想，突然找到了一丝线索。

“喂，”她高兴地喊道，“我现在想起来了。”

“想起什么了？”

“狐步舞的事，我一直都在想这件事。好了，告诉我，你有没有一个房间，我们偶尔可以在里面跳一小时舞的房间？房间小没有关系，只要楼下没住什么麻烦的人，不会我们在上面弄得地板嘎吱嘎吱一响，他就跑上来大吵大闹就行。那很好，太好了！这样你可以在家里学跳舞。”

“是的，”我怯生生地说，“在家里学更好。不过我想，还得要有音乐伴奏吧。”

“当然需要音乐。你听着，你可以弄些音乐唱片，花的钱顶多不过请个女教师教你跳舞的学费。学费你省下了，我自己就可以教你。这样，我们什么时候想跳舞就能放音乐，另外，我们还需要一台留声机。”

“留声机？”

“是呀。你买这么一个小机器，再买几张舞曲唱片……”

“太好了，”我喊出声来，“如果你真的教会我跳舞，我就把留声机送给你做酬谢，成交吗？”

这话我说得很爽快，但并不是出自真心实意。我很难想象，在我那堆满书籍的工作室里怎么能放上这样一个我讨厌至极的机器，而且我也无论如何不愿意跳舞。我过去曾有过跳舞的念头，偶尔也可以试着看看怎么跳，虽然我坚信自己已经太老了，骨头也硬了，绝对学不会了。而现在，似乎所有的事情都来得太仓促、太猛烈了，我是个上了年纪又爱挑剔的音乐家，我不喜欢留声机、爵士乐，不喜欢现代舞曲，我感到我身上的这一切在反抗。现在，要在我的房间里，和诺瓦利斯还有让·保罗在一起，让我那神圣的净地、我的避风港充斥着最为流行的美国舞曲，还要让我被迫随之起舞，这实在太过分了，没有人可以这样要求我。可是，要求我这样做的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赫尔米娜，她发号施令，我服从，就是这样。当然，我理所当然地服从。

第二天下午，我们在一家咖啡馆会面。我去的时候，赫尔米娜已经坐在那里喝茶了，她面带微笑，指着一张报纸，她在那张报纸上发现了我的名字。那是我家乡出版的一张反动的鼓吹战争的报纸，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对我发动恶毒的诽谤攻击。在战争期间，我反对战争，战后，我也时不时地劝告人们要冷静，要有耐心、有人性，要先从国内出发进行战争反思，而且我坚决抵制日益猖獗的国家主义和沙文主义，他们越发武断、越发疯狂、越发难以自制。现在，又有人用这种方式攻击我了，文章写得很烂，一半是编辑自己写的，一半是从接近他的观点的报刊杂志上许多类似文章中抄袭拼凑来的。众所周知，没有人比这些陈旧思想的卫道士写得更坏了，除了他们，没有人会把这种政治交易做得像这样毫无体面可言，而且说话完全不负责任。赫尔米娜读了文章，从中得知，哈里·哈勒尔是只大害虫，他跟祖国划清界限，只要纵容这种人以及这种思想，青年人因此会变得多愁善感，满口道德仁义，而不再抱有向不共戴天的世敌报仇雪恨的念头，那么，显而易见对这个国家没有任何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