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家庭悲剧（第18/29页）

在爱斯特勒山上换马的时候，我走下马车，我的心收缩了，我望着周围的一切，几乎失声痛哭，这旁边不就是1847年我们住过一夜的那家小客店吗？我想起了它周围那些绿叶成荫的大树，现在铺展在它前面的景色依然如故，只是那时一切笼罩在升起的阳光中，而现在天空中有的只是非意大利的铅灰色云层，下面则是白雪皑皑的大地。

那时的情景，那一切细节，仿佛还在眼前，我想起老板娘用兔肉款待我们，里边加了大量葱蒜，冲淡它的臭味，蝙蝠在卧室中飞来飞去，我在路易莎的帮助下用一块毛巾驱赶它们，我第一次感受到南方的暖湿气流……

那时我写道：“从阿维尼翁起，南方的感觉便明显了。对于一个长期住在北方的人，第一次与南方大自然的接触洋溢着庄严的欢乐感——你觉得年轻了，想唱歌、跳舞、痛哭；一切这么明朗，光亮，愉快，富饶。过了阿维尼翁，便得翻越滨海阿尔卑斯山了。我们在月夜登上爱斯特勒峰，下山时太阳已开始升起，绵延不断的山峦从清晨的雾气中逐渐显露，阳光染红了白得耀眼的积雪的山顶，周围是一片明朗的绿色，还有鲜花，轮廓鲜明的阴影，参天古木和悬崖峭壁，峭壁上覆盖着一层稀疏而粗硬的植物；空气清澈异常，令人陶醉，显得光彩夺目，铮铮有声，以致我们的话音，鸟的歌唱也比平时响亮。蓦地路一拐，从不大的转角处露出了山麓下一条发亮的缘饰，那便是银光闪闪的地中海。”82

现在已过了四年，我又登上了那地方！……

天黑以后，我们才赶到耶尔，我立即去找警察局长，然后与他和宪兵队长一起找港务专员。他那儿放着各种捞起的物品，我没有找到他们的东西。于是我们又上医院，一个落水的人快死了，另一些人告诉我，他们看到一个老妇人，一个五岁左右的孩子，还有一个年轻人，淡黄头发，络腮胡子……但看到他们时已到了最后一刻，大概他们像别人一样也沉入海底了。但这时又出现了问题：这些讲话的人虽然也像路易莎和那个使女一样，记不清自己是怎么得救的，但他们终究还是活着。

捞起的尸体停放在修道院的地下墓穴中，我们从医院去到那里，护士们用教堂的蜡烛给我们照路。地窖里放着一排新钉成的木箱，每只箱子里有一具尸体。专员命人把木箱打开，但它们好像都钉紧了。宪兵队长派宪兵找来了凿子，然后命令他撬开一只只盖子。

这么检查尸体简直使人无法忍受。专员拿着本子，每只箱盖打开时，他便操起庄严的官腔问一声：“您能当着我们的面证明您不认识这尸体吗？”我点点头，他便用铅笔勾一下，吩咐宪兵重新盖上。我们又检查下一只箱子。宪兵撬开盖子，我怀着一种恐惧感瞧了死者一眼，发现这是不认识的面貌时才松一口气，但实际上更可怕的是我想到那三个人就这么无影无踪地消失了，就这么长埋在海底，听凭波浪的冲击。尸体没有棺木，没有坟墓，已经比任何埋葬方式更可怕，何况现在连死者的尸体也没有。

我什么也没找到。一具尸体给了我难忘的印象，这是个二十来岁的女子，很漂亮，穿着华丽的普罗旺斯服装，胸部裸露着（她怀里本来有个孩子，可想而知是被海浪卷走了），乳汁还滴在胸口。她的脸一点没有变，那晒黑的皮肤使她显得像活着一样。

宪兵队长不禁说道：“啊，多么漂亮！”专员没有搭腔，宪兵关上盖子后，对队长说道：“我认识她，这是本地郊区的一个农妇，要上格拉斯找她丈夫的。让他等着吧！”

我的母亲，我的科利亚和我那善良的斯彼尔曼就这么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他们什么也没留下。捞起的物品中没有一块布是属于他们的；然而不相信他们已死又是不可能的。所有救起的人不是在耶尔，便是在路易莎搭乘的那艘轮船上。船长是为了安慰我才那么说的。

在耶尔我听到有一个老人一家人都死了，他不愿留在医院里，便步行走了，身边没有一个钱，神气像发疯似的；还有两个英国少女去找英国领事，她们失去了父母和兄弟！

这时天快亮了，我吩咐套车。临走前，侍者带我到海边一块突出的礁石上，指给我看轮船出事的地点。海水仍在奔腾，咆哮，显得白茫茫的，还没从昨夜的风暴中平静下来；远处有一个地方似乎特别污浊，像一泓亮晶晶的、较浓的液体。

“轮船载了一批油，您瞧，它还浮在水面上，这便是出事的地点。”这片漂浮在水面的污迹便是一切。

“这儿的水深吗？”

“大约一百八十米。”

我站了一会儿，早晨非常冷，特别在海边。密史脱拉风还像昨天一样刮着，天空布满了俄国那种秋天的云。再见！……一百八十米，水面上的一片油迹！

谁也不知道你们的命运，可怜的死难者们！

你们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漂荡，

暗礁碰伤了你们的额角……83

我带着可怕的确切消息回到了家中。刚有点起色的纳塔利娅受不了这个打击。从我母亲和科利亚遇难的那一天起，她再也没有复原。惊恐和痛苦淹留在心中，深入了血液。有时在晚上或深夜，她好像要求我帮助，会对我说：

“科利亚，我忘不了科利亚，可怜的科利亚，他一定多么害怕，他一定多么冷，那么多的鱼，还有大螯虾！”

她拿出他的一只小手套，那是留在使女的口袋中的——于是沉默降临了，生命便在这中间流逝，像水从打开的闸门流走一样。看到她的烦恼在向神经衰弱症发展，看到她那发亮的眼睛和一天天消瘦的面庞，我第一次对能否挽救她产生了怀疑……日子在这种失去信心的痛苦中过去，有些像判了死刑的人在等待行刑，尽管有时还抱着希望，但确实知道死亡已万难避免！

七 1852年

新年又到了。我们是在纳塔利娅的床边迎接它的，她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只得躺下了。

恩格尔松夫妇、福格特和两三个亲密朋友在我们家里。大家愁眉不展。巴黎的“12月2日”像铅一样压在心上。公事，私事——一切都在奔向深渊，都已滚下山坡，再也阻挡不住，改变不了，只能在痛苦中等待，听其自然，任凭一切脱离轨道，掉进茫茫的黑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