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家庭悲剧（第19/29页）

十二点钟照例喝了庆贺的酒，脸上露出勉强的笑容，心里却只有死亡和恐怖，谁也不好意思为新年说一句祝愿的话。展望未来比回顾过去更可怕。

症状已很明显——左边肋膜发炎。

她在生与死之间度过了十五个可怕的日子，但这一次生命战胜了。在最危急的时刻我问邦费斯大夫，病人能度过这一夜吗？

“毫无疑问。”邦费斯说。

“您谈的是真话？请您千万别骗我！”

“我向您保证，这是真话……”他停了一下，“我保证三天内没有问题，如果不信，您问福格特好了。”

这违反赫德逊·洛84的意愿的复原太好了。

病逐渐痊愈，随着她的好转，我们惊慌不安的生活中隐隐出现了一线希望。她的精神力量首先恢复……有一些时刻是令人惊奇的，那是乐曲完全沉寂前的最后几个和音……

在病情出现转机的几天以后，一天清早我回到书房，在沙发上睡了一会儿。大概我睡得很熟，因此没听到有人进屋。醒来时，我发现桌上放着一封信。那是黑尔韦格的笔迹。他为什么写信，在发生了那一切以后他怎么还敢写信给我？我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于是拿起信，预备原件退回，但看到背面写着：“内为挑战书”，我拆开了信。

信是卑鄙无耻的。他说，我对他的诽谤扰乱了纳塔利娅的思想，我利用她的软弱和我对她的影响，使她背叛了他。最后，他把责任推在她身上，又说命运已在我和他之间作了判决，“它在大海里淹死了您的后代和您的家人。在我认为这件事可以合乎人情地了结的时候，您曾希望用流血来解决。现在我准备好了，我要求决斗。”85

这封信是我出生以来受到的最大侮辱。我像受伤的野兽跳了起来，气得发疯似的。为什么这个混蛋不在尼斯？为什么一个垂死的女人偏在这时躺在走廊对面！

我用凉水冲了两三次头……我下楼找恩格尔松（我母亲去世后，他住在她的房间里），等他的妻子出去后，对他说我收到了黑尔韦格的信。

“那么他真的给您写信了？”恩格尔松问。

“难道您知道他要写信？”

“是的，”他说，“这是昨天听到的。”

“什么人说的？”

“卡·福格特。”

我捧住了头，觉得快发疯了。我们对这件事始终保持绝对的沉默，连我的母亲和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也从不向我提起一个字。恩格尔松与我比别人更接近，但我也只对他讲过一次，那是在巴黎郊外散步时，他问起我跟黑尔韦格决裂的原因，我才简单说了一下。在日内瓦，我听到萨佐诺夫谈起这混蛋讲的胡话时还十分吃惊。我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我们身边，在周围，我们的房门外面，大家都知道这事，还在窃窃议论，我却以为这是秘密，只有几个人了解……但是人们不仅知道，还知道我即将收到的信！我们去找福格特。福格特告诉我，两天以前埃玛给他看了她丈夫的信，他在信上说，他要给我一封可怕的信，要把我从纳塔利娅给予我的崇高位置上推下去，要叫我“丢尽脸皮，哪怕为此必须从孩子们的尸体上跨过去，使我们大家和他自己走上刑事法庭的被告席也在所不惜”。

最后，他给自己的妻子写道（她把这一切全给福格特、卡尔·埃德蒙和奥尔西尼看了！）：“只有你一个人是清白的，无罪的，你应该做惩罚的天使”，那就是说，应该杀死我们大家。

有些人说，他由于热恋，由于与我的决裂，由于自尊心受到了损害，已经发疯了，这全是胡诌。这家伙从未采取过一个危险的或者不谨慎的行动，他的疯狂只限于言语，他的失去理智只表现在文字上。他的虚荣心受了损伤，对于他，沉默比任何丢脸的事更不好受，我们的生活恢复了平静，这是他万难容忍的。小市民正如乔治·桑笔下的荷拉斯，要喋喋不休地向他所爱的女人，向他称作兄长和父亲的人报仇；于是他作为德国的小市民，便用假冒席勒风格的闹剧台词对你进行恐吓。

但在他给我写那封信，给他的妻子写那些发疯的信时，他却在靠路易-拿破仑抛弃的从前的情妇，一个在苏黎世无人不知的荡妇86养活，他跟她日日夜夜混在一起，用她的钱摆阔气，坐她的马车兜风，一起出入大饭店寻欢作乐……不，这不是疯狂。

“您打算怎么办？”最后恩格尔松问我。

“用枪把他像狗一样打死。他是个胆小鬼，这大家知道，您也知道……我有成功的把握。”

“可是您怎么能去？……”

“问题也正在这里。请您先写封信给他，对他说，现在不是他向我要求决斗，而是我要制裁他，我会选择制裁的方式和时间，但我不会为此丢下生病的女人，他的无礼不值得我理会。”

我照这意思写信给萨佐诺夫，问他在这件事上肯不肯帮忙。恩格尔松、萨佐诺夫和福格特都热心地接受了我的要求。我的信铸成了大错，它给了他借口，使他后来可以说我接受了挑战，后来又拒绝决斗。

拒绝决斗是不容易的，这需要极大的勇气，或者非常的懦弱。封建时代的决斗观念在新时代中仍牢不可破，这暴露了我们的时代根本不新，新只是表面的。为了维护贵族的荣誉观和好战的虚荣心而树立起来的这个神圣法则，很少人敢于触犯，也很少人具有充分的独立精神，能够不受惩罚地蔑视这个血淋淋的偶像，不怕承受胆怯的指责。

决斗的荒谬是不用证明的；在理论上，除了某些暴徒和剑术教师，谁也不认为这是对的，但在实践上，大家都向它屈服，以便证明（天知道向谁证明）自己的勇敢。决斗最坏的方面在于它可以为一切坏蛋恢复名誉——它使他得到光荣的死，或者成为一个光荣的杀人犯。一个人被人怀疑在赌博中舞弊，于是他要求决斗，仿佛他不怕手枪就不会舞弊。把指责者和赌棍等量齐观，这是对人的极大侮辱！

决斗有时可以成为逃避绞刑架或断头台的手段，但在这方面道理也是说不清的，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怕断头台的斫刀，但必须不怕敌人的剑锋，否则便应该受到大家的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