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至12月（第7/11页）

7月11日，星期四

办公室那位外交部来的年轻同事开派对，邀请凯蒂娅·克莱因米歇尔和我去。凯蒂娅相信他也邀请了贝利—斯图尔特。他是一名英国军官，几年前泄露了一些情报给德国，被关进伦敦塔一阵子，现在住在柏林。我请凯蒂娅转告那位同事我不想去，因为我不想认识那个人。结果他非常生气，表示贝利—斯图尔特是他见过的“最正直的英国人”！我忍不住回嘴说，可能他认识的英国人不多，而且如果他说的没错，那么上帝得救救英国国王了！他因为“我的愚蠢”，威胁将取消派对。我最后还是去了，整晚看别人玩扑克牌。其他时候我们的关系倒还好。

我们的老板E先生被分派到一间属于他自己的小办公室里，从此再没出现过。

7月12日，星期五

今晚比伦贝格夫妇在达勒姆办了一个小型的派对。比伦贝格是汉堡来的律师，身高超过两米，极英俊，肤色像一位印度大君。他娶了一位迷人的英国女孩，克丽斯特贝尔，好像是诺思克利夫爵士的侄女。他们有两个男孩，大的7岁，因为学校老师骂英国人都是“猪”，愤而抗议，竟然被开除了。他们夫妇想避免类似情况再发生，决定让她带小孩去阿尔卑斯山的提洛尔住，等战争结束。这对夫妇人很好。比伦贝格的大学同学亚当·冯·特罗特·祖·佐尔兹也在场；我只在兰曹的办公室见过他一面。他的眼睛非常特别。

亚当·冯·特罗特·祖·佐尔兹（1909—1944）的父亲是前普鲁士教育部长，祖母为美国人，亦是美国第一任司法部长约翰·杰伊的曾孙女。特罗特先后在慕尼黑大学、哥廷根大学及柏林大学就读，接着获得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的罗德奖学金。毕业后在德国当了一段时间的律师，1937—1938年间赴美国及中国各地旅行。1939年，他回到英国，在阿斯特家族及洛锡安爵士推荐下，与张伯伦首相及外交部长哈里法克斯会面。1939年9月（欧战已开始），他接受“太平洋国际学会”的邀请，重返美国。无论他去哪里，见任何外交家，都会提倡某些人认为立场模棱两可的主张，即反对希特勒，鼓励反纳粹运动，但尊重德国的国家利益。当时，任何有关德国爱国主义的表态（特罗特也和所有反纳粹人士一样，非常爱国）都会招来怀疑，某些盟国集团因此厌恶特罗特。1940年他途经西伯利亚返回德国，加入纳粹党作为掩护，进入外交部工作。该机构有一大群反纳粹积极人士，以两位资深官员——科尔特兄弟——为首脑。后来特罗特的同事海夫腾终于将他带进毛奇伯爵所主持的“克莱稍集团”，即反纳粹运动及策划德国未来前途最重要的智囊团。每次出国他都代表该集团传话（他出国次数相当频繁），一直与盟国朋友保持联络。

战后，克丽斯特贝尔·比伦贝格亦出书描述她自己的经历，见畅销书《逝去的自我》（The Past is Myself，London：Chatto&Windus，1968）。

7月13日，星期六

我陪塔蒂阿娜去见盖世太保，见我们的人非常可憎。我们的身份问题愈来愈棘手，德国人认为我们的立陶宛护照已失效，因为苏联已兼并波罗的海东岸诸国，现在要求这些国家的国民一律重新申请苏联公民身份，我们当然不可能照办！

7月14日，星期日

今晚爸爸的一位前俄国海军英雄（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朋友克洛特男爵和米夏·布特涅夫来家里。后者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俄国青年，逃出俄国占领的波兰东部之后，和兄弟姐妹躲在华沙的一个地窖里整整一个冬天。他的父亲被遣送回苏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年前他才因为俄国大革命逃离俄国！米夏带着他姐妹7岁的孪生小孩。孩子们倒颇受礼遇，因为他们是在美国出生的。

7月16日，星期二

保罗·默茨在飞经比利时上空时阵亡。他是我们去年夏天在西里西亚认识的一位年轻德国空军军官，入伍前把他的狗“雪莉”交给了我们。来柏林不可能带狗，所以我们把雪莉送到一个农场里。

今天在办公室有人误送一张印有黄条纹的空白纸张给我，通常这种纸专为发布特别重要的新闻。我正好没事干，便在上面打了一则有关伦敦暴动的谣传，最后说英国国王被吊死在白金汉宫的大门上。然后交给一个笨女孩，她立刻翻译，还把它并入对南非广播的新闻内容。因为文稿上有些德文文法错误，负责调查所有对外新闻的老板查出是我搞的鬼，幸好他今天心情不错，宽容地没责罚我。

7月17日，星期三

今晚在提诺·索达提家和哈索·冯·埃茨多夫长谈，讨论法国情势。大家都称赞他是个好人，但德国人对于公开批评常采取防卫态度，就算再好的人也会先自我保护，同时每个人和他们自己的国家元首及他所采取的行动划清界限，让我觉得有点可怕。他们若不坚持自己的信仰，这一切何时能了？

直到“七月密谋”失败之后，蜜丝才知道哈索·冯·埃茨多夫原来在反纳粹运动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初期他故意对政治一片漠然，乃谨慎使然。

7月22日，星期一

在家里听收音机广播柏林爱乐交响乐团，一场极优美的演奏会。

黛露西雅·葛契可夫从瑞士寄来一份参与法国战役的白俄移民失踪名单；其中包括我们的表兄弟吉姆·维耶曾斯基、米夏·卡塔库山和阿利欧夏·塔季谢夫。他们至今仍下落不明。

7月23日，星期二

已找到米夏·卡塔库山，但仍替吉姆·维耶曾斯基担忧；他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佛兰德斯。我们住在巴黎，姓谢尔巴托夫的表姐妹也仍无音讯。

7月25日，星期四

去霍斯特曼家晚餐，庆祝弗雷迪的生日。这是我们自从那场智利使馆舞会之后第一次穿长礼服。话题围绕在防毒面具上，我们并未准备，令大家有点吃惊，因为传闻最近在被击落的一架英军飞机残骸里发现了毒气弹。

“弗雷迪”·霍斯特曼是战时柏林城内最有趣的人物之一，他热衷搜藏艺术品，且极富有。希特勒得势之后，原为出色外交官的霍斯特曼因为妻子莱莉是犹太人，被迫辞职。根据蜜丝的描述，霍斯特曼位于施泰因广场上虽小却极精致的公寓，好比战时野蛮汪洋中的文明小岛。一群经过精挑细选的朋友（总是包括几位欧洲美女）定期聚会，由弗雷迪搜藏的艺术品围绕，置身典雅、自在及知性的氛围。虽然这群人绝口不谈政治，但霍斯特曼沙龙的存在及其雅客共同的兴趣（和憎恶），都极微妙地在对抗纳粹主义。

7月26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