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至9月（第17/19页）

9月2日，星期日

一个小时后，天开始亮了。两位司机抓起袋子就跑，向我保证马上就会回来。7点，站长终于在打电话向各方报备后决定让步，打信号放我们出站，因为有别的车队即将进站。两位司机启动引擎，很快便加速朝哈瑙前进；我的包袱猛烈晃荡，车外的乡间景色迷人——至少在大松一口气的我眼里看来是如此。

早上9点抵达哈瑙，其中一位司机替我提行李，到站内一个挂了“闲人勿进”招牌的房间内。友善地道别、感激地握手，并且跟我最后一包香烟说再见！

管理那个房间的美军上士很惊讶地看我一眼，问道：“你要不要去清洗一下？”然后递给我一面镜子。我的脸上全是黑纹，围着白围裙的制服更是惨不忍睹。他用钢盔替我接了些水来，经过一番努力，我总算恢复人样。角落里摆了一张行军床，一个女孩坐在另一名士兵的大腿上。她告诉我，她等开往科隆的火车已等了两整天，不过现在似乎已安然接受完全不同的命运。

经过一番打听之后，我找到另外一位十分钟之后将开往法兰克福的火车司机，他同意带我；这一次好几个人一起爬上火车。两位美国士兵帮我提行李，我们很快就上路了。火车缓缓穿过法兰克福——又是一大片废墟。我数数美因河上总共有六座桥，全已炸毁；由两座浮桥代替。抵达赫克斯特后，又等了三个半小时，接着坐一小时火车到威斯巴登，然后又等了两个小时；最后再转搭另一列火车到约翰尼斯贝格山脚下的小村庄——盖森海姆。和我一起下车的女孩，志愿帮我把行李提到附近的乌尔苏拉修道院。我们开始往山坡上走，穿过保罗·梅特涅著名的葡萄园，我心里一直祈祷他和塔蒂阿娜千万别出门度周末了。

走了很久，才走到被炸毁的城堡前；那景象也够惨的了，大门口只剩下一间警卫室。我看到的第一个人是柯尼希斯瓦特的管家，库尔特。他告诉我塔蒂阿娜和保罗已在十天前驾车前往萨尔斯堡——去找我！

那时我已累得哭不出来，倒在管家的客厅里。库尔特的太太莉泽特很快出现，让我突然觉得又像回到过去一般。在他们殷切的照顾下，我爬进一间看起来全新的卧室内唯一的一张床上。一切等明天再说吧，现在我只想睡觉，把所有的事都忘掉。

9月3日，星期一

今天我出去四处看看。这栋警卫室是1943年经过盟军轰炸约翰尼斯贝格城堡之后，剩下来唯一还算完整的建筑，我住的那间小套房本来是给管家住的，现在塔蒂阿娜和保罗·梅特涅就住在里面，管家则搬到楼上。套房里有客厅、一间卧室和一间浴室，窗外是一片圆形花圃（现在成了菠菜园）和一片宽阔的空地，通向被炸毁的城堡。通过城堡原为窗户的大洞，可以眺望下方的莱茵河谷。城堡内到处可见梅特涅家族的扈从及佃户，他们从现在又落入捷克手中的各个产业地逃来这里，希望能谋个一差半职，但大部分的人整天无所事事，看了令人沮丧……

我得知在美军抵达柯尼希斯瓦特两天后，塔蒂阿娜、保罗、父母亲坐上一辆由两匹马拉的马车，由七名一直在保罗产业上工作的前法国战俘护送离开。当地的美国指挥官恰巧是我们在美国一位表亲的朋友，他警告家人，美军很快必须将那一部分的捷克交给苏联，建议他们立刻离开。结果他们总共花了28天才穿越德国，晚上寄住在农舍或谷仓里，偶尔去朋友家住。现在照顾我的库尔特和莉泽特，带着他们的女儿、女婿，和保罗的秘书丹豪福在几个小时后，也乘坐另一辆马车随后出发。大部分财物都没带出来，令他们非常难过。塔蒂阿娜和保罗带的东西似乎也很少，到这里后甚至连晚上盖的毛毯都没有。这里的东西全在1943年被炸毁了。现在父母亲住在巴登——巴登，在法国占领区内（小时候我们全家在那里住了很多年）。

我听说我们家有两位在盟军服役的亲戚，曾经前来询问我们的下落，想帮我们的忙：一位是吉姆·维耶曾斯基，他现在替苏军与法军司令担任联络官；另一位是葛吉·谢尔巴托夫叔叔，他是美国海军少校，曾经担任雅尔塔会议的口译。

一整个早上都在设法申请许可证，去法国占领区探望父母。丹豪福与我寸步不离，甚至陪我去采蘑菇。他不信任美军；有一批人已经强占了隔壁穆姆家族的宅邸，而且举止恶劣，把很多家具和瓷器丢到窗外，还把奥莉莉和马德琳的衣服分送给村里的女孩。

稍晚布拉特·穆姆出现；他刚从位于法国理兰斯附近的盟军战俘营放出来。他在德国占领期间，回巴黎管理他们家族的香槟制造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交还给穆姆家族），法国人不原谅他这一点。虽然他被囚禁了四个月，几乎没有东西可吃，不过看起来仍然很健康。现在他和家人住在法兰克福北边的怡森堡。他把我从奥地利带回来一部分的信带走了，答应会在法兰克福寄出去，让我心头放下一个负担。他告诉我弗雷迪·霍斯特曼在苏军攻占柏林期间，一直搭帐篷住在树林里，所以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晚上，丹豪福带我去盖森海姆见卢齐厄·英厄尔海姆女伯爵；她现在替驻吕德斯海姆的美军指挥官加文少校工作，亦是去年7月企图行刺希特勒的施陶芬贝格的表亲。她答应替我想办法申请去巴登—巴登的许可证。

9月4日，星期二

奥莉莉·穆姆带着刚从英国占领区抵达的洛布科维茨来访。他说英军颇守纪律，却极不友善，而且会抢东西；像他从东欧产业带来的那几匹马就被“充公”了。

这里的食物种类不太平均；有极好的葡萄酒，足够的牛奶，自己种的水果和蔬菜，却一点肉都没有。但库尔特仍坚持戴白手套上我们节省的餐点，在我耳边低声念出葡萄酒的年份。每位仆人都争相服侍我，急切地想在这片荒废的产业上做点正事。

9月5日，星期三

布拉特·穆姆再度带来最新消息，阿尔菲·克拉里带着莉蒂从捷克逃了出来，据说就住在附近。我会立刻开始找他们。

去村里的补鞋匠店里取我寄放的鞋子，回家路上撞见我在格蒙登认识的一位美军，乔·哈姆林。他现在已升少校；说他在哈瑙碰见一位美国陆军女军官，向她提起我，说我曾经对他描述战时柏林的情况，他本来不信，后来亲自去柏林后才相信我说的话。那位女军官告诉他，她认识塔蒂阿娜，还把他们在这里的地址给了他。于是他开车到约翰尼斯贝格来找他们，想告知关于我的消息，没想到找不着他们，却碰到了我！他正打算直接开回奥地利，我求他载我一起去，但他不敢，因为盟军仍禁止与德国人“友好”，而我无论如何仍被视为德国人。不过他同意替我带信。我们俩一起喝完保罗的一瓶葡萄酒，然后他就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