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至9月（第15/19页）

施特罗布尔　8月24日，星期五

整个早上都待在奥斯塞温泉和艾伯特·埃尔茨的母亲聊天。她最近获悉留在苏军占领之捷克境内的女儿斯蒂芬妮·哈拉克的消息。迪基·埃尔茨于战争前夕被俘，现在还关在盟军设在巴伐利亚前线的战俘营内；他们显然受到恶劣的待遇，而迪基其实是个彻底的亲英派！我会设法请吉姆·维耶曾斯基帮他忙；吉姆已被经过德累斯顿的俄军从战俘营中释放出来。

晚上两名美军从柯尼金别墅开车过来——他们俩都叫吉姆，请我们明天去格蒙登参加一个派对。其中一位吉姆跟一位法国女孩订婚了！

8月25日，星期六

阿莉·帕贾斯维奇和我试着搭便车去圣吉尔根看出租房间，但路上一辆汽车都没有，我们最后坐上一辆由两名前德国士兵驾的马车；他们每经过一栋房子都会停下来，想找些秣草喂他们的马，结果都没找着。很快与他们分手后，我瘫在路边的阳光下，阿莉坐在马路中央，好阻挡来往车辆。后来我们终于走到了圣沃尔夫冈，再从那里拦下一辆吉普车。虽然这段路只有12千米，却花了我们三个钟头才走完。

几间出租房间都令人失望，我们正在发愁怎么回家，便碰上准备去接我们参加派对的两位吉姆。抵达会场后，看见很多女孩都经过刻意打扮，让我们觉得自己好像难民一般。一整晚大部分时间，我都和一号吉姆聊天，他即将前往维也纳，再度成为克拉克将军手下的幕僚。我自己则打算星期二出发，去约翰尼斯贝格城堡。

8月26日，星期日

下午格察·帕贾斯维奇、西西·维尔切克、阿尔弗雷德·阿波尼和我，一起走了几千米路去探望罗玛莉的一位表亲，卡尔·舍恩贝格；他住在隔几个村落外的一栋农舍里，农舍原属于他兄弟，但后者在捷克失踪了。苏军占领初期，本来卡尔也留在那里，但接管他们家族产业的捷克主管人很正派，劝他离开，因为情势愈来愈危险。现在他在捷克的城堡已被改建成医院。他请我们喝可口的牛奶及白兰地，令我们非常感激。然后他又装了满满两袋马铃薯，要我们带回去给阿波尼一家吃。回程路上，格察不停抱怨他脚痛，因为他从来没走过这么远的路。最后一辆美军吉普车载了我们一程，西西和阿尔弗雷德一路唱岳得尔山歌[28]，令驾车的美军乐不可支。

8月27日，星期一

西西·维尔切克和我睡同一张床，头对脚；有时鼻子会被对方的脚趾搔得很痒。不过因为染上猩红热时，医院就把我们俩扔在同一张床上，所以我们早已习惯这种“潜水艇组员”式的睡姿。

去萨尔斯堡见一位冯·兰先生。他正借奥地利当局的协助，试图将几百名大战期间自德国北部遭轰炸城市撤退至奥地利的德国难民小孩遣送回国。他建议我加入红十字会的护送队，但筹备时间不知要等多久。下午我和普卡·菲尔斯滕贝格的母亲一起喝茶；她是位迷人的匈牙利老太太，拥有一栋很漂亮的房子。她给了我几本英文书和一些通心面及沙丁鱼带回家，我非常感激地接受了。我们在这里都未经登记户口，没有人领得到粮票，已经又开始挨饿了。每天我们都进树林里去采草菇，那便是日常主食。前几天我赤脚，不小心把大脚趾给划破了，流血不止；格察·帕贾斯维奇坚持要替我把血吸出来，以防感染败血症。我们和阿波尼一家一起用餐，他们非常慷慨好客，但他们的存粮也很少。

8月28日，星期二

今天我和阿莉·帕贾斯维奇坐阿波尼的马车去圣沃尔夫冈，希望能用我在格蒙登领的粮票换些食物。施特罗布尔属于萨尔斯堡区，格蒙登则属于上奥地利省，所以这些粮票照理无效，却幸运地换到我一周的配粮：一条黑面包、四分之一磅的牛油和半条香肠。到目前为止，还算顺利。

我们接着去探望图恩夫妇，他们带着三个小孩和他母亲一起住在四个房间里，请我们喝茶，并描述从东欧逃难过来的惊险故事。回家路上，我们每经过一株梅树都会停下来，车夫帮我们用力摇树、捡梅子。

弗拉希·米托洛斯基（他也在最后一分钟逃出维也纳）给我一小罐沙丁鱼，这是非常珍贵的礼物，因为我并没有为返乡旅途做任何准备，而我很可能必须旅行数天。

8月29日，星期三

午餐后，吉纳·利希滕施泰因（执政王子的太太）、她父亲斐迪南·维尔切克、格察·安德拉西（西西·维尔切克未来的丈夫，他们俩刚宣布订婚）乘坐一辆插有利希滕施泰因家族旗帜的汽车出现。他们带来梅特涅夫妇的消息，是从加布里埃尔·凯瑟斯达特那儿听来的；加布里埃尔从特里尔去瓦杜兹探望家人，途中停留约翰尼斯贝格，见到了他们。

吉纳在晚餐后离开，留下几瓶琴酒，我们和阿波尼夫妇都喝得醺陶陶的。这是一场成功的话别派对。格察和阿莉·帕贾斯维奇明天即将前往艾尔特蒙斯特，最后定居瑞士，而我也终于要离开了。

8月30日，星期四

阿莉和格察·帕贾斯维奇已离开；房间里少了他们的东西，显得空荡荡的。我也开始收拾行李。冯·兰先生给了我最后的指示，我将随难民小孩的车队在明天下午5点出发。

冯·兰先生陪我们去米托洛斯基家，在那儿喝了一点葡萄酒。由于我搭的火车将直达德国不莱梅，克丽斯多·米托洛斯基怕我中途无法下车，给了我一个不莱梅的地址。大家待到很晚才走路回家，途中被巡逻的宪兵拦下，因为忘了带身份证，被骂了一顿。

离开的时刻愈来愈逼近，我也愈来愈紧张。从我逃离柏林后，时隔已一整年，终于将重返德国。

以下摘录自西西·安德拉西—维尔切克写于1979年的一封信：我最后一次看见蜜丝，是在施特罗布尔的火车站月台上，她即将随同难民小孩返回德国。拥别时，我们一起发了一个重誓：不愿很快结婚，尽量保持“自由身”！……结果还不到一年，蜜丝就食言了！

8月31日，星期五（记于1945年9月，莱茵河畔约翰尼斯贝格城堡）

写了一封信给住在罗马的伊连娜，然后最后一次穿上刚洗干净的红十字会制服（我以护士的身份旅行），在施特罗布尔城内逛最后一圈，吃了午餐，然后在西西·维尔切克、艾伯特·埃尔茨及弗拉希·米托洛斯基陪同下去车站。

冯·兰先生在萨尔斯堡与我们会合。火车开了六个小时才抵达，因为两辆美军卡车在铁轨上相撞，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拖走。

到萨尔斯堡之后，他们要我去搭另一节指挥部职员乘坐的车厢。上车后一位迷人的护士帮我安顿好；车厢里只空出两张长凳，其余空间塞满白面包、牛油、香肠和起司，全是美军赠送的礼物，亦是供应800名小孩和40位大人两个整天的食粮。因另外几百名小孩将从贝希特斯加登赶来，我们等了很久才终于全员到齐，出发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