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战（第8/10页）

“冲出躲藏的地方？”她说。

“你置身这座疯狂的城市，四处是死亡。”

“真的？冲出躲藏的地方？”她重复道。

“没错。”我说。

“什么？你在开玩笑么？”她摇摇头。“那你是怎么杀人的？”她说。

“言语的侮辱，”我说，“是我们所有的战术中效果最好的。我的意思是，叛军冲过来时，我们能听见陆战队将他们放倒。埃纳德斯中士称之为‘绝地大师的催眠魔音’。”

“好吧。”她说。

“那是个天才的主意。”我说。

“如果这也算天才的话，”她说，“那么欺负你的那些普通孩子更像天才。但我理解那一招为什么奏效。”

“实在是过于奏效了。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一直在劝说那些被我们激怒的家伙停止攻击，因为他们大多是十几岁的孩子。陆战队不喜欢杀孩子。那会带来沉重的负罪感。”

“这对你有什么影响？”她说。

“我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我说。

“不，你不会，”她说，“否则你为什么要讲这些故事？”

“你是谁？”我冷笑道，“我的心理医生？”

“也许，”她说，“感觉的确如此。”

“搅乱叛军减少了我们在费卢杰的伤亡。后来当我如实告诉伊拉克人和我们作对有什么下场的时候，我大概也救了他们的命。”

“那你为什么被你父亲赶出家门？因为拯救生命？”

“不。不是因为拯救生命。”我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是关于莱斯·陶希德。如果说有人真是我杀的，那就是他。”

扎拉沉默不语。我拿起烟管吸了一口，里面空空如也。炭已经冷了。我感到紧张，尽管她并未为难我。保持耐心。但如果我继续讲下去，告诉她整个故事，不知她是否能理解。确切地说，我不知她是否能用我的方式那样理解，那才是我真正期望的。不为分享经历，只求卸下包袱。

“我归来时，”我说，“没有盛大的仪式。如果你不在某个营的编制内，你会和其他阿猫阿狗乘一架飞机回来——都是各种专业部门的士兵。我办好下次派遣的手续之后就回了家。”

我低头看看我的手，又看看扎拉。我不知道如何向她解释回家的意义。身为老兵的一个奇妙之处是你总觉得自己高人一头——至少对我而言。你冒着生命危险投身超越自身的使命。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你选择了参军。也许你搞不清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打仗。也许你永远也不会明白。但这不重要。你曾举起手说：“我愿为这些无用的平民去死。”

但你同时也感到莫名的失落。发生的那些事，那些我所参与的，或许真的是正确的。我们与穷凶极恶的对手作战。但战争毕竟是件丑陋的事。

“我入伍时，”我说，“客厅的墙上只有三幅画——两幅圣像，一幅印刷版的马蒂斯油画——鱼缸里的鱼。都是我母亲的。现在它们旁边添了一面镶了框的美国国旗，还有一枚‘9·11’纪念章，据说里面含有世贸中心的钢材，但后来被证实是个骗局。家还是家，但……”

“你不再属于那里了？”扎拉说。

“也许是的，”我说，“我不知道。我父亲穿着西装站在那儿。我母亲的脖子上挂着一枚小十字架。我去伊拉克后她变得更虔诚了。她日日祈祷。她问我是否想吃她做的库夏里，一道我喜欢的用小扁豆和番茄做的菜。然后她把手放在我背上，抚摸我的肩膀。我如果不做点什么的话就会哭出来。”

向她讲述时，我低头盯着自己的手。看着她会让我难以承受，尽管那样能让她读出我的情绪。也许她会可怜我。那也算不上演戏。我感到悲伤和迷茫。不知为何，这正是我回家那天的感受——母亲抚摸着我的肩膀，我回想着自己经历的一切，想着其中有多少永远无法向她讲起，因为那只会令她心碎。

“但我父亲，”我说，“他不是那种情绪化的人。‘孩子刚从战场回来，’他对母亲说，‘我们应该带他去吃一顿真正的美国餐。澳拜客牛排！’他觉得那是个很棒的笑话。我不知如何回答。虔诚的科普特人一年中应有两百天吃素，不沾附有灵魂的食物，况且那天已临近圣诞。但我母亲什么也没说，于是我们去了澳拜客。父亲点了牛排，像在以身作则。母亲和我点了沙拉。”

“晚餐时我们聊了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回家后母亲出门上夜班——她是个护士，把我和父亲单独留在家里。他让我在客厅里坐下，说要给我煮咖啡。然后他递给我几页用橡皮筋扎着的纸。他说：‘我给办公室的人发了电子邮件，他们都想感谢你。’他看上去那么开心，那么自豪。感觉和基础训练营结业那天全然不同。现在的我不再令他失望。我经受过战争洗礼。我很想念他。”

我抬头看扎拉，两人目光相接。夜色中她的面容比白天更显温柔。

“那些纸，”我说，“是打印出来的电子邮件，是他办公室里的穆斯林朋友写的。”

“他有穆斯林朋友？”她说。

“都是同事，”我说，“有些是朋友。勉强算得上吧。他说他会暗中监视他们。那是他的笑话。他就职于一家翻译公司，客户大多是民间组织和政府代理机构。他在阿拉伯语部门，因此那儿有很多穆斯林。邮件是他们写给我的，大多很简短，比如‘干得不错，感谢你的付出’，或者‘无论战争对错，你做的事都值得尊敬’。而有些信写得更加投入。一个人谈到这场战争多么可怕，但希望我这样一个‘敏感的年轻人’能减少战地的苦难。”

“一个敏感的年轻人？”她说。我觉察到她嘴角的一丝讥笑。

“战争改变了我，”我说，“另一封信来自一个参加过也门内战的人。他对我说：‘无论你经历了什么，责任都在那些送你上战场的人身上。’还有不少邮件来自坚定的主战派。”

“我猜美国穆斯林对萨达姆非常愤恨。”

“有一封信的主战情绪尤为强烈，连我父亲都写不出来。那人说我会在历史里写下新的篇章。我父亲在那句话下面画了道线。”

“当你看到那句话的时候，”她说，“你怎么想？”

“我很生气。”我说。

对着扎拉说话时，我语气很温和。仿佛讲着情话。

“我对他说的和对你说的并不完全一样，”我说，“我想伤害他。我很生气。我已经遇到太多‘感谢你的付出’式的握手，但没人真正懂得那种付出的背后是什么，你明白吗？”

“你生你父亲的气是因为人们感谢你的付出？”她说，“还是你因为他而生那些人的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