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161]（第19/22页）
[209]“如果各个民族一开始就拥有民主主义政府，我怀疑他们是否能够变得文明。”（I，第332页）
甚至是工业也遵循了发展的这种一般规律。制造业大亨等同于土地贵族。（II，第980页，注解b）
[210]经济条件是社会状态的一部分，而托克维尔将它们判断为次要利益。
[211]第739页，注解c。
“因为没有人比我更不具备哲学特质，尽管我反复对你说教。”（OCB，VI，第370页）
[212]参阅第六卷，第1 377至1 395页。
[213]于1831年11月8日写给佩莱蒂耶·德奥奈的信件的草稿。（YTC，BIa2）
[214]于1831年10月22日写给查尔斯·斯托菲尔斯的信。（YTC，BIa1；OCB，VII，第83至84页）参阅OCB，VI，第370页。
[215]YTC，CVk，第一册，第73页。
[216]托克维尔认为，如果托马斯·莫尔没有改变英国政府，他就不能撰写出《乌托邦》一书。他也认为德国人进行哲学研究是因为他们无法在政治上概括自己的想法。（II，第737页，注解b）
[217]思想513（拉菲马编辑整理）。路易斯·迭斯·德尔·科拉尔引用，《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第42页。
[218]托克维尔对柏拉图的偏爱是非常明显的：“我认为他是一位蹩脚的政治家，但这位哲学家总是带给我一种无人能及的感觉，他的目的是将道德观念尽可能多地引入政治中，这是令人赞赏的。”《与凯尔戈莱的通信》（OC，XIII，第一册，第41页）以及《与博蒙的通信》（OC，VIII，第一册，第292页）。
[219]I，第574页，注解b。
[220]“没有什么比领会一个事实真相更困难。”（I，第343页）
“世界对于人类而言，是一本完全无法开启的书。”（I，第383页，注解m。也可以参阅I，第574页）
[221]在所有的生物之中，人类绝对是最著名的；然而，他的繁荣或者苦难都是一种未知法则的产物，仅有几个单独的、不完整的碎片进入我们的视线之中。绝对真理是隐秘的，也许它会永远保持隐秘的状态。”（I，第263页）
我们在帕斯卡尔的作品中再次发现了托克维尔的这种心态：“理性的最后一步是认识无数超越它的事物。如果不这样做，它是脆弱的、是远远不够的。”拉菲马编辑整理。
[222]“伟大的牛顿像是一名低能者，因为他不知道的事情多于他知道的那些令他与众不同的事情。”（II，第715页，注解f）
[223]“我认为这种疑虑是我们的天性中最大的痛苦之一，我将其放置在疾病和死亡之后。但是，正因为我对它有这样的观点，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人无故且徒劳地将其强加于自己身上。那就是为什么我将对于现实生活毫无用处的纯粹哲学和所有纯理论科学视为人类强加于自身的一种自我折磨。”于1831年10月22日写给查尔斯·斯托菲尔斯的信。（YTC，BIa1；以及OCB，VII，第83至84页）
[224]“我认为这种疑虑是我们的天性中最大的痛苦之一，我将其放置在疾病和死亡之后。但是，正因为我对它有这样的观点，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人无故且徒劳地将其强加于自己身上。那就是为什么我将对于现实生活毫无用处的纯粹哲学和所有纯理论科学视为人类强加于自身的一种自我折磨。”于1831年10月22日写给查尔斯·斯托菲尔斯的信。（YTC，BIa1；以及OCB，VII，第82至83页）。
[225]“因此，普遍思想仅仅是帮助人们靠近真理的手段，但不能找到它。你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他们会渐渐远离真理。”（II，第728页，注解c）
[226]II，第840页，注解v。
“在世界上，我最不了解的生物就是我自己。对我而言，我一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我有非常冷静的头脑，理性的甚至称得上是精明的内心；与之比邻的是能够完全控制我的思想感情的激烈情感，它没有说服我、控制我的意志，而是放任我的理智自由发展。”于1831年10月18日写给尤金·斯托菲尔斯的信。（OCB，V，第422页）
[227]于1836年11月19日写给米尔的信。（OC，VI，第一册，第314页）
[228]II，第840页。
[229]《旧制度与大革命》（OC，II，第一册，第306页）。我们可以这么说，托克维尔害怕民主主义人士转变成小启蒙运动者。
[230]而且，中间期的一个过分简单化的哲学特性是想要用一个原则解释一切，而这一点具体体现在民主主义历史学家的宿命论理论原则和行政集权之中。
简单的政治方法是人性弱点的产物。托克维尔希望人类能够结合大量方法达到最终目的。对他而言，美不在于方法的简单性，而在于其复杂性，这无非是在模仿上帝——他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因子和环境，“伟大而完美的想法不在于凭借单一的方法完成大量事情，而在于创造各种不同的有助于完美地完成一件事情的方法”。（II，第740页，注解d）
“中央集权化并不是高度文明的标志。它既不处于文明的起点也不处于文明的终点，而是大体位于文明的中间。”（II，第799页，注解e）统一的观点适合于中间状态。帕斯卡尔和多样性统一的呼应是非常明确的。
[231]II，第1 150页，注解x。
[232]此观点在针对知识分子在革命期间的重要地位做出的解释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已经出现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参阅II，第727页，注解b）
[233]法国大革命创造了一个容易传播的独立的思想体系。托克维尔指出“在所有独特的民族之上，它形成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分子国家，所有国家的人都能够成为它的公民”。《旧制度与大革命》（OC，II，第一册，第87页）。他还声称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宗教革命，因为它像宗教那样开创了一个可以不加区别地适用于所有人、所有民族的主体学说，因为它像所有宗教那样抽象地看待人类以及人类的一般政治权利及义务。（同上，第88页）
[234]“因此，民主不仅使每个人忘记他的祖先，它也使他隐藏于后代的视线之外并使他与同时代人相分离；它不断指引他回到独自一人，并最终可能将他完全困在其内心的荒僻之地。”（II，第884页）
[235]II，第701页。
[236]II，第718页。
[237]因此，美国社会取决于英国的知识水平。其在形成期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民主政治不具备以下必要的社会变革成分：新思想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