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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托克维尔向往以某种方式终结法国大革命，与此同时，不能遗忘友爱是自由和平等的果实，也是自由和平等之间的恒定张力的果实，就像1789年的大革命那样。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谈及：

毫无疑问，1789年是缺乏经验的，但它也是慷慨、积极、刚强和伟大的，它是不朽的回忆；在此期间，如果人们领会它，他们的前途将转变为令人羡慕和尊敬的，而我们自己也早已消失。随后，法国人将因为他们的理由、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平等自由的而十分自豪。因此，在各处的民主机构中，他们设置了自由制度。[285]

对于以1789年为代表的特别时刻——自由与平等在瞬间的伟大联合，托克维尔想展示并且似乎已经用他的一生展示了一种准宗教式尊重、一种从未被否定的信仰。在这方面，圣伯夫与博蒙分享了以下轶事。

我总是很难谈论托克维尔，你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并不是说我没有把他放置于相隔很远和很高的位置，而是在我看来，他没有完整地完成他的朋友们允许他使用并提供给他的整个构思。然后，在最开始和最近发生的事情的很久以前，在我和他之间存在某种核心差异；他具有一种宗教本性，也就是说，即使是在思想领域中，他也有一个特定的宗教，一种特定的信仰。有一天，在瑞卡梅夫人的晚宴上，我发现他因为一个关于1789年的玩笑而不高兴。我察觉到了这一点。我承认这种精神状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不仅仅是吸引我，尽管我们之间有友好往来，但我与他（的关系）总是立足于相互尊重而不是立足于友谊。[286]

对托克维尔来说，历史可以被定义为抽象与具体之间的斗争，即自由和平等之间的矛盾。因此，政治科学的目标是维持这两种现行原则的恒定张力，只有这样平等高于自由的垄断才不会存在——这种垄断将导致专制，而平等也不会因为过度的自由而存在陷入无政府状态的风险。在这个问题上，它是1789年大革命衍生的问题。

对托克维尔来说，自由是一种激情[287]，它是不断变化且无法定义的。[288]它属于心灵的指示。而根据帕斯卡尔的划分，平等属于头脑的指示。

当托克维尔在写给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信中提到，“我喜欢体验自由，喜欢凭直觉和理性感受平等”，他只是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他的思想的主要元素。对平等的体验通常是一种理性的、内心的本能。相反，自由是一种激情、一种情绪。[289]

自由是一种独特的感情，它是无法传达的；它代表了人类，因为在下注、挑战、犯错误和重新开始的过程中，它是难以说明的、不完整的，它总是在进行中、总是被不断定义。就像你过你的日子那样，自由必须永远不停止创造。真正的民主是每个公民都有参与定义自由的平等权利，这种定义往往是复杂的、无秩序的和冒险的。上帝确定了通向平等的道路，而通向自由的道路是由人类开拓的并且其往往因为国家的不同而不同。

平等是抽象的、理性的，总是与它本身一致；平等是推论的，而自由是归纳的；平等是触手可及和明确的，而自由是复杂而短暂的。

专制的民主政权创造了一种头脑高于心灵、平等高于自由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毫无限制的主导地位。随后，面对什么可以被定义和什么是明确的，面对平等，自由消失了；平等原则具有独占优势。这就是哲学不惜一切代价所必须避免的。这也构成了《论美国的民主》的最终目标，正如托克维尔在初稿中指出：“毫无异议地允许采纳单一社会原则所带来的危害是社会的专制趋势。这就是我想在本书中呈现的总体概念。”[290]

如果在历史计划中，自由原则必须被介绍为平等原则的平衡量，那么，严格地说[291]，在政治世界中，思想斗争存在于两个伟大的普遍性原则之中，对托克维尔而言，它们被称为民主主义和贵族主义[292]；其中一个旨在集中公共权力，而另一个旨在分散它。[293]一旦自由的情感消失或是处于即将消失的严重威胁中，托克维尔被迫构想那些能够为自由的存在创造必要条件的机构；他希望的是它们能够引起那些存在消失危险的感情。对他来说，自由在未来将是政治艺术的产物。因此，如果社会状态让人们彼此之间渐行渐远，那么社会状态必须把他们团结起来[294]；如果社会破坏了激情并且趋于不再促进利益之外的任何东西，那么政治状态必须致力于保持激情[295]，远离经济利益。[296]

与国家力量相对立的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相对立的社会也必须存在。正如我们所知，对托克维尔来说，达到这种形势的理想媒介是具有贵族主义特色的协会、[297]机构——其反对民主主义多数派特有的无限权。

然而，托克维尔的理想政体不是混合政体。因为人们总是会尝试根据同一原则调整社会和状态，所以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原则将永远存在。[298]但是，为了避免进入专制和无限权，换而言之，为了避免进入最终的平等（一个人等同于另一个人）的暴政，对立原则也必须始终存在。

自由主义的传统结构，如三权分立、权利的观念、出版自由和联邦制，为托克维尔所用，直到他能够利用它们达到那个目的。

《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想让民主政治利用一种长期当选（或者是永久性地落到实位，就像君主政体那样）的政权对抗一种强大的立法权，这让人想起了孟德斯鸠提出的平衡机制和平衡量。但是托克维尔要求，在每种政权内，集中度通过分散性行为得到平衡。如果第一个议会是由普选制选举产生的，那么第二个议会必须由间接的选举方式产生。如果政治权力必须集中，那么行政职责必须被分散到同等程度。陪审团在人们的教育上产生了奇妙的作用，但它必须受到法官的控制。多数派的过激行为——民主政体中始终存在的威胁，是贵族协会的产物所反对的。同样地，存在反对贵族协会所有者的工人协会，反对国家、社会等等。

相反的例子在本书全文不断增加，并且从纯粹的政治领域延伸到思想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科学、文学、艺术的发展最有利的时刻，”托克维尔就这一点进行了详细说明，“是民主主义开始闯入贵族主义社会。在那时，你必须在秩序中运动。在那时，人性发展的速度非常迅速，但就像战场上的军队那样，它没有打破阶级和纪律也没有损失丝毫热忱。”[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