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近卫军的谢幕，1980～1987（第12/18页）

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Vitaly Vorotnikov）（政治局委员）：人民的确是这样想的！

戈尔巴乔夫：奥加尔科夫就很不高兴。他的要求越来越多。而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有2500万人生活在官方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以下。

阿赫罗梅耶夫：将军们都是好人。是的，他们都是好党员。不过，要是哪位将军认为他比政治局还关心国家，那我们就要跟他把事情搞搞清楚。

戈尔巴乔夫：如果我们不争取和平，人民就不会支持我们。而如果我们的国防搞不好，人民也不会支持我们。他们可都是些坚定的沙文主义者。

戈尔巴乔夫用他的讲话技巧克服了军方的阻挠，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在新年的除夕之夜，作为武装力量总司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他批准了新的军事原则。这是个重大的变化，但它也标志着军方对于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路线曾经有过的积极热情的态度的终结。

即使与美国的关系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也在继续演变，这与勃列日涅夫的缓和政治形成了明显的对照。但是在政治局，一种出人意料的共识却占据了上风，至少表面上如此。保守派或军方没人愿意向总书记发起挑战。即便是总参谋部，虽然对新的裁军提案和军事原则很是失望，却从来不敢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另外，与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可能传递的印象相反，他的思想演变的方向不仅对于政府精英，就是对于党内主张采取稳健的现代化模式的人和“新思想者”来说，仍然不太明朗。总书记说的话，尤其是他做的事，前后不一，令人费解。他靠着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似乎很成功，而且也很享受扮演仲裁者的角色：不偏不倚地倾听各种相互对立的意见；在讨论中居间调停；掩盖分歧；把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克格勃是保守派最顽固的据点，1987年初，它仍然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在执行安德罗波夫的计划：收缩帝国，走受到管制的稳健的现代化道路。克格勃的领导层没有想到，戈尔巴乔夫想要废除整个倚仗警察镇压的管理体制。它躲过了去斯大林化，在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执政期间地位又得到了巩固。克格勃负责国外情报的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回忆说，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戈尔巴乔夫对苏维埃体制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所以后来对他“背叛”的程度感到非常震惊。

戈尔巴乔夫很注意不去公开挑战官方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相反，他在意识形态上的热情以及经常公开承诺要“实践社会主义的潜能”，把莫斯科的那些老于世故的精英们都弄糊涂了，因为长期以来他们都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视同死尸。他没有对症下药的经济策略和反酗酒运动，让苏联国内外的许多人都以为，他只是想给旧体制注入新活力。雅科夫列夫私下里抱怨这位苏联领导人仍然没有摆脱基于阶级观念的意识形态神话。“在搞公开性的头三年，”切尔尼亚耶夫承认，这位苏联领导人“考虑过按照马列主义范畴去改善社会。戈尔巴乔夫相信，要是列宁再多活十年，苏联就会有一个好的社会主义制度”。总书记崇拜布尔什维主义的创始人；他把列宁的著作放在案头，重读它们以寻找线索与灵感。

因此，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公开走上另一条道路的时机尚未到来。在对外政策的某些议题上，分界线与其说在于意识形态原则，不如说在于苏联的收缩战略。这在政治局有关阿富汗的烂摊子的讨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中情局的资助下，齐亚·哈克（Zia-ul Haq）将军的巴基斯坦政权武装并训练的伊斯兰激进主义分子，对苏军和亲苏的阿富汗政权发动了无情的打击。苏联人无法打败从巴基斯坦领土上开展行动并且不按常规方式作战的激进主义分子。戈尔巴乔夫，还有政治局的其他人，仍然反对立即从阿富汗撤军。他的理由是，苏联人应该在阿富汗建立一个友好而温和的伊斯兰政权，这样就可以不让美国或者激进主义势力控制该国。到1987年的时候，这显然不切实际。主要原因是，美国、巴基斯坦和激进的穆斯林势力已经结成了同盟。国防部部长谢尔盖·索科洛夫（Sergei Sokolov）、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以及驻阿苏军司令瓦连京·瓦连尼科夫将军都主张立即撤军。外交部副部长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也支持他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连当初支持入侵阿富汗的人当中最后还健在的葛罗米柯也支持立即撤军。

然而，政治局阿富汗委员会的两位高级成员，谢瓦尔德纳泽和克格勃的克留奇科夫，却坚持主张，要继续努力“拯救”阿富汗。因为他们担心，要是激进主义势力获胜，喀布尔就会血流成河，苏联的安全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克格勃早在1986年就提出纳吉布拉是比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更合适的人选，现在还是这个看法。此时，“新思维”的主要鼓吹者雅科夫列夫也主张由阿富汗人自己去打这场战争。有关记录和回忆录显示，戈尔巴乔夫支持他们的立场而没有理睬阿赫罗梅耶夫和科尔尼延科的警告。后来，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两人都声称，正是美国无情的政策延长了阿富汗战争。

戈尔巴乔夫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并不是件孤立的事情。总的来说，他继续支持和维护苏联在第三世界所有传统的扈从国和朋友，包括反以色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权、越南、埃塞俄比亚的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政权、卡斯特罗的古巴和尼加拉瓜的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Sandinistas）。这项代价不菲的政策背后的动力和动机现在还有待解释。戈尔巴乔夫是不是既想要改革，又想要维持其大国地位和世界各地的盟友？他以及谢瓦尔德纳泽是不是也出于惰性而在第三世界仍然坚持革命与帝国范式这个遗产？

就像里根政府中主张强硬路线的人一样，政治局中主张走稳健的现代化道路的人也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这位总书记很有可能是在拖延时间，因为他还没太准备好开始单方面拆除苏维埃帝国。还有，戈尔巴乔夫似乎从来没有对第三世界的问题产生过真正的兴趣，他的“新思维”使他把精力都集中在苏联与“第一世界”的一体化上，也就是在与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上。1987年，戈尔巴乔夫已经在开始传递自己的这样一个信念：苏联社会主义与民主资本主义在全球是相互依存的。就像赫鲁晓夫在1955～1957年那样，这位苏联领导人也开始把和平攻势与去斯大林化以及与西方的谈判和国内的自由化结合在一起。但在匈牙利和波兰发生暴动之后，赫鲁晓夫曾经在国内又恢复了镇压。戈尔巴乔夫想要比他主张改革的前任走得更远，而且不走回头路。他趁准备雷克雅未克峰会之机，要求重估苏联在人权、移民、迫害国内政治与宗教异见分子方面的政策。雷克雅未克峰会失败后，戈尔巴乔夫提出，重新赢得西欧各国的领导人、受过教育的精英以及大众的同情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西欧人的施压，就不可能让里根政府回到比较愿意和解的立场上。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建议说，应该允许安德烈·萨哈罗夫，苏联最有名的异见分子，结束其在下诺夫哥罗德的流放，回到莫斯科。1987年1月，苏联人停止了对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之音”和西德的“德国之声”的无线电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