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近卫军的谢幕，1980～1987（第13/18页）

此时，多数苏联官员，甚至是克格勃的官员，都不太情愿地意识到，对异见人士和宗教团体的迫害成了与美国谈判的主要障碍。他们记得里根在1983年对于苏联拒绝让一群五旬节派教徒移民美国有多么气恼。在政治局的讨论会上，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建议，释放三分之一的政治犯，以后再把这个数字增加到一半。这个建议跟安德罗波夫在20世纪70年代的缓和谈判中，想把犹太人和异见人士作为交易筹码实质上是一样的。1986年后，克格勃开始减少因“政治罪”而遭到逮捕的人数，并反过来强化它所谓的预防措施，也就是对遭到怀疑的苏联公民进行恐吓和讹诈。

这个时候影响戈尔巴乔夫和政治局的一个主要因素是经济的持续下滑和严重的赤字。最初为了推进改革和改善苏联经济而提出的计划，结果都是一塌糊涂。1985年初，苏联硬通货的支出超过了收入；这造成了对外债务和贸易赤字的双重负担——从20世纪70年代起，这种危险的形势就让东欧各国的经济步履维艰。另外，在1987年的头两个月，由于部分分权等的错误试验，工业产量骤降6%，而以重工业和消费品工业的情况最为严重。国家收支出现了800亿卢布的缺口。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从他上台以后，经济与财政形势会急剧恶化。

在1986年秋之前，政治局中的普通成员对军费开支、对外援助和其他秘密预算项目的真实数字并不知情。这些数字是惊人的。除国防开支占苏联预算的40%以外，苏联还支撑着中欧的各个盟国和其他许多扈从国。当政治局成员得知光是援助越南每年就要“花费”400亿卢布时，他们非常吃惊。其他扈从国也便宜不了多少：古巴250亿卢布，叙利亚60亿卢布，等等。20世纪50年代以来，苏联人给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送去了大量的军用设备，包括一线的坦克、飞机和导弹，而这些设备从来没有付过钱。

苏联预算感受到了677亿卢布的国防开支所带来的压力（占预算的16.4%）。但是在1985年给机器制造业的现代化另外投入2000亿卢布和硬通货的决定中，预算承受的损失可以说更大。这笔投资有必要，但不可能很快就有回报。与此同时，从酒类销售中带来的收入下降了，而最后一个主要的收入来源——石油出口，也在持续减少，因为石油价格从长期的高位一路跌到1986年4月的每桶12美元，而且还在跌。到1987年，苏联除了收税和涨价外，已经没有别的增加收入的方法。1986年10月30日，戈尔巴乔夫说，财政危机“已经扼住了我们的喉咙”。然而他拒绝提高消费品价格并削减国家的食品补贴以平衡预算。六个月后，政治局得知，如果不进行价格改革，到1999年的时候，光是这些补贴就会达到1000亿卢布。然而，尽管有不计其数的讨论、准备和草案，价格改革从来没有进行过。零星采取的一些措施只会使财政危机雪上加霜。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敷衍拖延，原因到现在还不清楚。现在清楚的只是，他和政治局的其他成员连起码的宏观经济学的认识都没有。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戈尔巴乔夫意识到，如果大幅提高价格将会在社会上引起混乱并削弱他在国内的地位。

由于经济和财政方面境况惨淡，即便是在政治局的保守派眼中，缓和与收缩也是迫切而必要的选择。苏联再也玩不起外交上的小花招了。葛罗米柯是力主立即改善与西方各国关系的那些人当中的一员。1987年2月，葛罗米柯和利加乔夫开始直言不讳地支持与美国达成“零点方案”协议，消除所有中程导弹。

1987年2月，戈尔巴乔夫准备开始对罗纳德·里根发起第三轮和平攻势。在接下来的华盛顿峰会之前，他提出苏联方面将不对等地削减更多的武器。意大利总理朱利奥·安德烈奥蒂（Giulio Andreotti）在当月月底与戈尔巴乔夫的会晤中，赞扬了这位苏联领导人“大胆”同意拆除瞄准欧洲的中程导弹。安德烈奥蒂接着又鼓动戈尔巴乔夫“再迈出一小步”，单方面削减苏联的短程导弹。在他看来，“这一勇敢的举措”会破坏美国在西欧部署短程导弹的计划。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在4月份接见乔治·舒尔茨的时候，按照政治局已经做出的决定，接受了里根关于中程弹道导弹的“零点方案”建议。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告诉舒尔茨说，苏联还将承诺削减自己的新式短程导弹SS-23（“奥卡”）。这意味着苏联要拆除它的许多专门瞄准西欧的导弹。这是意义极其重大的一小步，越过了在政治局之外赞成缓和的共识的界线。军方目瞪口呆。他们对就这样随随便便地浪费苏联在战略上的有利条件感到不满。就像是为了证明这种看法一样，舒尔茨笑纳了苏联的让步后，并没有做出任何表示便回去了。然而，阿赫罗梅耶夫却囿于他个人对戈尔巴乔夫的忠诚，与军方的其他人一道，指责谢瓦尔德纳泽讨好美国人。

戈尔巴乔夫很快就找到了机会，消除军方对自己的政策可能存在的抵触情绪。1987年5月，年轻的西德飞行员马蒂亚斯·鲁斯特（Matthias Rust），驾驶一架运动飞机从芬兰进入苏联，并降落在红场上。这起古怪的“鲁斯特事件”让戈尔巴乔夫逮到了把柄，从国防部部长谢尔盖·索科洛夫元帅开始，解除了大部分老将的职务。鲁斯特在克格勃的卢比扬卡（Lubianka）监狱关了几个月后，不声不响地得到特赦。那位苏联领导人亲自挑选了一位新的国防部部长——参加过二战的老兵德米特里·亚佐夫（Dmitry Yazov）。他曾经担任过远东军区司令，在高级将领中缺乏号召力或权威。在欧洲常规武器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开始倡导“透明与真诚”，承认苏联拥有巨大的优势，有27000辆坦克和将近350万士兵。同时，苏联军队也开始采取新的军事原则。华约也照搬苏联的样子，在1987年7月采用了新的军事原则。威廉·奥多姆认为，该项新政策取代了旧有的对欧洲战争的看法。不仅如此，它还在意识形态和心理上动摇了苏联在中欧的军事存在的基础。

在此期间，在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他主管媒体）以及戈尔巴乔夫夫妇的暗中支持下，一个由“六十年代人”、“开明”官员和知识分子以及二十年前曾投身于去斯大林化和民主变革的那些人组成的非正式网络，开始发展壮大并影响社会的气候。从1986年开始，这些人迅速在政府控制的媒体中占据要职。雅科夫列夫的亲信们成了某些重要刊物的编辑。在他们当中，谢尔盖·扎雷金（Sergei Zalygin）是在《新世界》，维塔利·科罗季奇（Vitaly Korotich）在《星火》，叶戈尔·雅科夫列夫（Yegor Yakovlev）在《莫斯科新闻报》。“新思想者”开始出版被禁止的手稿、赞助反斯大林主义的影片和小说，并批评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僵化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