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近卫军的谢幕，1980～1987（第14/18页）
1987年夏，戈尔巴乔夫对包括雅科夫列夫和切尔尼亚耶夫在内的少部分人透露了他的意图：他想要彻底翻修“从经济到思想的整个体制”。切尔尼亚耶夫欣喜地记录下了戈尔巴乔夫的话：“我会走得很远。”到了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已经对包括政治局和党内实权人物在内的保守派无所顾忌了。相反，在苏共官员组成的新拥护者当中，人们——这其中就有莫斯科党组织负责人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已经开始指责戈尔巴乔夫在国内改革方面步子太慢。1987年11月，在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七十周年的讲话中，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说在苏联历史上仍然存在一些“空白”。这是对外政策新观念与国内新情况之间相互影响的转折点。从早期把重点放在军控与缓和上，戈尔巴乔夫转入到下一个阶段，把自己的和平攻势与赫鲁晓夫未完成的工作——去斯大林化——结合在一起。切尔尼亚耶夫解释说：“为了在对外政策上取得成功，我们必须消除强调对抗的意识形态神话与教条，而由于总书记和改革派大众媒体的思想倾向，这对社会的整个思想氛围都产生了影响。”
高度理想化且以改革为目的的“新思维”的地位迅速上升，并没有消除戈尔巴乔夫的那些令人费解的自相矛盾。1987年6月27日，在与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的会谈中，戈尔巴乔夫描述苏联外交哲学时说的话就跟三十年前赫鲁晓夫的如出一辙。他的结论是，“必须[对西方国家]施加更大的压力”。1987年10月23日，戈尔巴乔夫告诉舒尔茨，他要等到里根宣布放弃“战略防御计划”才会到华盛顿参加峰会。只是签订有关削减中程核武器的条约（《中程核武器条约》）还不足以说明峰会的必要性。这位苏联领导人向他身边包括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阿赫罗梅耶夫、切尔尼亚耶夫和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别斯麦尔特内赫（Alexander Bessmertnykh）在内的一帮幕僚征求意见。他们中有些人告诉他再等等，等到华盛顿的新政府上台并同意解决“战略防御计划”问题。不过，切尔尼亚耶夫力劝戈尔巴乔夫不要退出峰会。
戈尔巴乔夫的举棋不定和揪住“战略防御计划”不放，只能使里根政府和华盛顿的新保守主义者当中本来就对苏联人的意图持怀疑态度的人变得更加怀疑。但“新思维”这个现象并不是公关花招。戈尔巴乔夫开始想要彻底变革苏联的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经济体制，并使苏联真正地对外开放。面对现实，那需要小心、审慎和精心谋划，但戈尔巴乔夫等不及了。他之所以采取激进的改良主义做法，是由于苏联经济状况的恶化和财政危机，但也可以说更是由于他在国际事务方面的罗曼蒂克的观念以及他作为改革者的能力。苏联领导层和政治精英中只有很少的人怀着改革的热忱追随戈尔巴乔夫，其余的都以赞许的目光默默地注视着，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新对外政策把苏联的国际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在减少冷战的紧张气氛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
不过，很快，这种赞许就变成了担忧和惊愕。保守派、现代化的拥护者以及军方，都意识到苏联承担不起它在中欧、阿富汗和世界各地的义务，于是就主张采取谨慎的收缩政策，以延缓苏联势力范围的衰落。与此相反的是，戈尔巴乔夫和“新思想者”却开始明确表示在中欧采取不干涉政策，而且他们不久就让苏联的各个盟国完全自行发展了。尽管如此，政治局中的多数人、克格勃和军方还是没有想到，戈尔巴乔夫准备以苏联在中欧的“外部帝国”和苏联国内的稳定为代价去结束冷战。
有关与正在走下坡路的苏联发生冲突的危险，参见Gray，“MostDangerous Decade，”16，18，24，25；Brzezinski，Grand Failure，99，100，254-55。
美国情报部门直到1985年为止的估计，都低估了军事开支对苏联经济带来的压力，同时又大大夸大了苏联的GDP。但是，比错误的数字更重要的是这个情报团体中所有苏联专家的态度他们就是想不到华约和苏联本身终有一天可能解体。参见“美国的情报与冷战的终结”大会上的资料和讨论，得克萨斯大学城布什总统会议中心，1999年11月19～20日。
对波兰事态发展的描述以及相关背景的介绍，参见Ouimet，Rise and Fall of the Brezhnev Doctrine，chaps.4-6；另可参见Musatov，Predvestniki buri；Gribkov，“Doktrina Brezhneva i pol'skii krizis nachala 80-kh godov”；Shakhnazarov，Tsena Svobody。时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情报部部长的列昂尼德·扎米亚金于1995年1月16在莫斯科的一次采访中对我讲了有关波兰“地下组织”的事情。关于苏联对波兰天主教会的担忧，参见Andrew and Mitrokhin，Sword and the Shield，513-14。
Voronkov，“Sobitiia 1980-1981 v Polshe，”109.
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1981年4月2日，引自Kramer，“Soviet Deliberations during the Polish Crisis，”24-34，100-101。
Dobrynin，In Confidence，500.
作者在亚西兰卡（Jachranka）大会上的记录。
Leonov，Lilcholetie，212；Pavlov，Bylem rezydentem KCB w Polsce，28，引自Voronkov，“Sobitiia 1980-1981 v Polshe，”98。
Dobrynin，In Confidence，500；另见此次讨论的其他两位亲历者阿纳托利·格里布科夫将军和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的回忆；作者在亚西兰卡大会上的记录。
Kania，Zatrzymac konfrontacje，91，引自Mastny，“Soviet Non-Invasion ofPoland，”15。俄国人有关勃列日涅夫答复的说法见于Voronkov，“Sobitiia 1980-1981 v Polshe”。当时在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沃龙科夫从他在此次会谈中担任翻译的同事那里听说了此事。
Voronkov，“Sobitiia 1980-1981 v Polshe，”105；政治局会议记录，1981年1月22日，NSArch；作者对列昂尼德·扎米亚金的采访，莫斯科，1995年1月16日。
Voronkov，“Sobitiia 1980-1981 v Polshe，”106.
此次会晤是在1981年3月4日；参见Voronkov，“Sobitiia 1980-1981v Polshe，”110。沃龙科夫在此次会晤中担任翻译。
引自Voronkov，“Sobitiia 1980-1981 v Polshe，”107.
Ibid.，113.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81年8月10日，NS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