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的政治 （1842—1849）（第12/15页）
[25]黄是卓越的古文学者，广州著名的书院学海堂的八大山长之一。
[26]这就是升平社学。
[2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2, 15上—17上；卷33, 11下—14上。
[28]《中国丛报》，11∶64页，1842年1—12月；12∶328页，1843年1—12月。《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0, 27下—30上。
[29]《中国丛报》，11∶576页，1842年1—12月。（现据英文回译——译者）
[30]《孟子》，《尽心章句》下。
[31]《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2页。《鸦片战争》，第4册，第24页。
[32]华南地区在正式活动中也避免那种直接见面的接触。如土地交易、解决小纠纷、订婚、决定产品价格等，都需要中间人。见Daniel Kulp：《华南的农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以下简称《华南的农村生活》），纽约，1925，1: 99页。
[33]《中华帝国中成功的阶梯》，第35—37页。
[34]《鸦片战争》，第4册，第24页。
[35]《清史》，台北，1961，第4829页。谢兴尧：《太平天国史事论丛》，上海，1935，第137—144页。张相文：《南园丛稿》，北平，1929—1935，卷8, 9上—11下。
[36]由于某些原因，码头附近那些卖咸菜的小贩，多加入这样的团练。见FO228/126，密迪乐的报告，快件9，附件1, 1851年1月7日。
[37]《鸦片战争》，第4册，第34—37页。
[38]《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7, 10下。
[3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7, 8上—10上。《19世纪中国的团练》，第117—121页。
[4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7, 36下—39上。
[41] 《19世纪中国的团练》，第115—117页。
[42]钱江最后被流放到新疆。在那里，他发现他作为一个活动家的声望已超过了他本人的实际情况。他几乎成了强硬政策的象征，而这个政策正在被耆英之流出卖。他的声名传遍边疆的守卫部队。他很快得到赦免。他从新疆回到北京，在大臣间周旋，提出各种建议、计划，但均未被采纳。不过，京城的一些重要官员仍同他保持联系，并试图为他谋个特别任命。但没有成功。更有甚者，当太平天国取胜的消息传到京城时，据说他作出了明快的反应。他宣称：“我的才能不能埋没。”然后乘一辆旧马车逃出了北京，到武昌投奔洪秀全。在那里，他据说曾向天王提出过征服全国的宏大计划。罗尔纲认为根本没有这样一次会面。钱最终与其他的团练专家一起投奔雷以诚的幕府。钱在那里创造了一种新的税收“厘金”，这似乎是无疑的。他获得了成功。但他傲慢无礼，最后甚至雷也被激怒，将他斩首。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辨伪集》，上海，1950，第117—149页。
[43] 《鸦片战争》，第4册，第35页。《19世纪中国的团练》，第121—122页。
[44]《战时和议和后的中国》，2∶29—33页。民国《东莞县志》，卷34, 23下。《19世纪中国的团练》，第122页。
[45]FO228/40，“李太郭—璞鼎查”，快件8, 1844年5月1日。
[46]关于进城问题，有不少杰出的论述，尤有价值的是John J.Nolde的《广州城问题》和《1849年的伪诏》，后者发表于《亚洲研究杂志》，20∶299—315页，1960—1961。
[47]Nathan A.Pelcovis: 《中国通与外交部》，纽约，1948，第2—3页。又，Arthur Redford：《曼彻斯特商人与对外贸易》，曼彻斯特，1934，第九章。《林大臣与鸦片战争》，第2章。
[48]《中国通与外交部》，第14页。
[49]参见本书第八章。
[50]利物浦东印度和中国协会：《中国：利物浦东印度和中国协会与巴麦尊子爵关于1847年广州敌对行动的通信》，利物浦，无出版年份，第12页。
[51]《密切尔报告》是1852年为英国外交部准备的一份分析远东贸易形势的文件。报告认为，中国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它第一次暗示曼彻斯特的商人们梦想清帝国疆土内的四亿消费者是一个无限的市场，不过是一个神话。
[52]《中国通与外交部》，第4、16页。
[53]Elie Halevy：《皮尔和柯布顿时代：英国人民的历史，1841—1852》，伦敦，1947，第1—3章。
[54] 《中国近代历史文选》，第27节。《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56页。
[55]《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 15章。
[56]《中国与西方，1858—1861，总理衙门的源起》，马萨诸塞，剑桥，1964，第14页。
[57]《中西纪事》，卷6, 12上—12下。《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86—287页。《中国丛报》，10∶527—528页，1841年1—12月。
[58]在此之后，考试期间常发生反对洋人的骚动。其时，来自乡村的生童怀有热烈的仇外情绪，会集府城，在强烈的感情压抑下受试。见《中国与基督教》，第86页。
[59]《乡村中国：19世纪帝国的控制》，第433—436页。《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72页。
[60]《叶名琛总督和广州事件》。《广州城问题》，第183—193页。
[61]FO17/59，“璞鼎查—阿伯丁”，快件71, 1842年12月20日。《复仇神号在中国》，第377页。《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60—371页。《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第83页。
[62]对这些事的详细记述，见《1849年的伪诏》。
[63]FO17/71，“璞鼎查—阿伯丁”，快件163, 1843年12月14日；“耆英—璞鼎查”，上述快件之附件1。《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28页。
[64]德庇时曾任东印度公司翻译，1816年随阿美士德使团去过北京。
[65]《大不列颠和中国》，第115—134页。
[66]FO228/51，“马额峨—德庇时”，快件53（译为英文），1845年6月6日。
[67]FO228/51，“马额峨—德庇时”，快件73, 1845年9月27日。
[68]FO228/51，“马额峨—德庇时”，快件93, 1845年11月19日。
[69]如果用急件传送，实际上只要一个月左右。
[70]按照《南京条约》第12条，鸦片战争赔款付清后，英国就将舟山还给中国。FO228/51，“马额峨—德庇时”，快件107, 1845年12月18日；快件112, 1845年12月31日。
[71]FO228/61，“马额峨—德庇时”，快件11, 1846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