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不敢忆衡阳（1944年4月～1944年12月）（第38/49页）

再来看一下日军的伤亡。

先看47天哪些日军参加了围城战：

第116师团第133联队、第120联队以及第109联队一个大队，第68师团全部，第34师团针谷支队（以一个步兵联队为基干），还有后来参战的第58师团、第11军直属野战重炮联队和独立山炮兵第5联队。此外，第13师团伊藤联队和炮兵在湘江东岸进行火力支援，虽未直接参与进攻，但不应将之排除在围城部队。从新墙河到衡阳城下，以上诸部队在相关战斗中自然有减员，但损失不多。依此估算，参与衡阳围城的日军在6万人左右，是守军的3倍多。

日军之伤亡是惨重的。

森金千秋在《湘桂作战：大陆纵贯两千里》记载：主攻部队第68师团和第116师团在8月4日第三次总攻前，还剩下编制的十分之一。在《血泪的记录：岚兵团步兵第120联队史》里，参战联队长儿玉忠雄的回忆是：该联队在8月8日占领衡阳时，只剩下将近不到400人。一个步兵联队满员3000多人。黑濑平一第133联队，则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占领衡阳时，只剩下331人。（见《步兵第133联队史》）以上数字包括轻伤员。剩下331人，并不意味着这个联队的其他人就都被消灭了。从新墙河到衡阳城下有一些损耗，重伤员则运往其后方野战医院（攻打张家山的小熊少尉就一度执行护送任务）。但即使如此，第116师团的这俩难兄难弟般的联队也都被打残了。

伊藤正德在《最后的帝国陆军之死斗篇》中记录下的衡阳日军伤亡数是19,380人，其中阵亡1万人。军官受伤910人、阵亡390人。

按葛先才回忆，抗战胜利后，他奉蒋介石之命，去衡阳收集第10军将士的遗骨，过长沙遇到第10军老军长、第27集团军司令官李玉堂。李告诉葛，他曾问过多名日军师团长，衡阳一战，日军到底死伤多少，皆答：48,000多人。这个数字未必不具有真实性。衡阳战事结束后，东京大本营往中国前线补充20万新兵，这个记载来自佐佐木春隆的《大陆纵贯之一号作战》。其中，10万新兵直接进入第11军。从这个侧面可以推测日军在衡阳的巨大伤亡。伊藤正德就曾说过：“衡阳之战的真相被当时的军方隐瞒，使得日本国内的人们被蒙蔽，迄今不知其地名者仍大有人在。衡阳战，如欲令人瞩目，可称之为‘华南的旅顺之战’。此种比喻虽稍嫌夸张，但称之为中日八年之战中唯一凄苦而值得纪念的攻城战则绝对准确。”

另外，衡阳战期间正是最酷热的6、7、8月份，当时日军中已经出现恐怖的霍乱病人。在战斗结束的8月8日，日军的战死数已经近万人。在8日之后，因战伤和战病导致的新死亡数不会太低。按日军第27师团中队长、后来的历史学家藤原彰在《中国战线从军记》里的回忆，在整个“一号作战”中，由于战事连绵、天气糟糕、医疗简陋，日军的战病死人数是惊人的。

通过综合分析，日军因衡阳战而死亡的总人数有可能达到15,000人（直接战死、战伤死、战病死），即使达不到这个数字，最保守的万人也已超过武汉会战后正面战场的任何一次会战中的死亡数，包括半年多以后的最后一战雪峰山会战（雪峰山会战，中国军队投入了最精锐的第74军、第18军、第100军、第73军等部队，当时大多数部队已是美式装备了，不少士兵都拎着冲锋枪作战）。

衡阳第10军的杀伤力着实令人瞠目和激赏。

因为以前的时候，在正面战场，中国士兵付出至少五六条命的代价才能搏杀一个鬼子，前提还是兵力为日军的四五倍。在衡阳，面对三倍于己的敌人，一名第10军战士牺牲时，平均下来就已消灭了两个鬼子（葛先才实现了当初向方先觉的保证），这也是战争结束后日本第11军老兵提起衡阳就不寒而栗的原因。正如其战友会在1986年方先觉去世三周年的拜祭悼词说的那样：“直到现在，原日本军人当中还传颂着衡阳战场上中国军队苦战的精神，聚会时，总是异口同声地称赞守军的勇敢和各级指挥官的出色指挥。战友会上，不说上几句赞美方将军的话就不会散会。”

此外，在正面战场，对守城这件事来说，两三天陷落是常态，而衡阳的47天实在是个奇迹。所以当年的《扫荡报》上有这样的评论：“就时间算，衡阳阻敌47天；若就消耗敌实力，挫折敌锐气算，衡阳阻敌何止47天！”

后来，葛先才从衡阳脱险，回到了重庆，何应钦见之，说：“衡阳一战打得很热闹，但好像第10军军师长没有一人殉职？”

葛先才徐徐答：“军、师长有人殉职，也打不了47天了。”

衡阳第10军大量杀伤日军，守了47天，除将士用命、战术不乱外，还在于防守阵地之奇绝。正如日本军史学家伊藤正德说的那样，衡阳城外的人工断崖，日军既难以接近，也无法攀登。此外就是手榴弹战的超水平发挥和对迫击炮的灵活运用。回过头去看，衡阳47天里，几乎囊括了当时战争中的所有场面，正如搜索营第1连连长臧肖侠说的那样，有强攻、逆袭、包围、夜袭、侧击、驰援、转进、炮战、强渡、肉搏、防空、防毒……

当然，伴随着奋勇的杀敌，也出现了最后几天的迷雾和悲剧的结局。

这种迷雾，伴随着周庆祥在几年后的国共内战中因作战不力而被蒋介石下令枪决，方先觉的长年沉默，以及葛先才在回忆录中的某些曲笔而更加浓厚。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有不少国民政府的军队倒向日军，就连当年和张自忠并肩在临沂抗战的庞炳勋，被俘后也投降了日本人。但他们往往是杂牌军。作为中央军成建制地放下武器，在1944年夏天之前还没发生过，以至于有人说，只要外面的援军一日未死绝，方先觉就不能为自己叫冤。如果从当时衡阳还没打到真正的弹尽兵绝这一点去谈，这样的看法是没问题的，但假如仅从外面还有所谓援军这个角度来指摘方先觉，则值得商榷。正如前面说的那样，虽然解围部队有努力也有牺牲，但不能说他们担负起了自己的职责。总之衡阳保卫战是复杂的，每个历史人物在自己人生中最关键的一刻都会有此后不可复制的内心纠结，每个历史现场也都有着后人无法完全洞察的偶然。正是各种合力的推动造成历史上唯一的结果，如果仅用结果去反证原因，到头来只能漏掉太多。

衡阳陷落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以汪伪政府的名义，授予诸人“先和军”军长、师长等名号。日本人也知道，想叫方先觉等人真心投降做汉奸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杀掉方先觉等人也不是什么高明的办法。日本人实际上处于一种骑虎难下的状态。这导致他们对方等人的监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城陷后没多久，周庆祥、孙鸣玉即率先逃出衡阳。三个月后，方先觉在衡阳军统人员的策应下逃出。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等人随后也脱险。到1944年年底，第10军将领和军官陆续逃脱，返回了重庆。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的说法是：“通过这次衡阳会战，我军感到了中国军士气的旺盛。特别是这位方军长，成了我军的俘虏后，态度伪装得很巧妙，乘机逃走，又重返重庆军。”日军司令部之所以容忍方先觉等人出逃，除了骑虎难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在太平洋上大势已去的日本，进入了有病乱投医的状态，衡阳战事结束后的8月19日，御前会议通过了一个寻求机会跟重庆国民政府讲和的决议，方先觉、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等先后逃出，有以上这个背景。当然，在二战大势如此明朗的情况下，重庆是不可能搭理东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