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魏玛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第12/20页）

在最终的分析中，“聪明的”犹太人这个词，在嫉妒的德国人的心理中具有它真实的起源。德国人因为犹太人的成功而心生嫉妒，企图玷污成功的动机，贬低它的成果来降低它的价值。当然，“聪明的”犹太人这个词掩盖了长期存在的心理成见，即犹太人是上进的、有冲劲的、没有感情的，他们对受人尊敬的德国风俗冷漠而无动于衷，只奖励物质上的成功。这一成见不仅出现在武断的犹太人仇恨者的咆哮中，而且出现在维尔纳· 松巴特的学术论文中，出现在讽刺性的傻大哥卡通画中。鉴于犹太人“有冲劲的天性”和“缺乏精神的深度”，他们被假定不能创造出真正持久的艺术、文学或音乐作品。假如这是真实的话，伟大的文化成就需要乡土和生活在乡土上的民族的来源——正如民族主义的右翼所宣称的那样——接下来的结论会不会是这样，即作为边缘化的犹太人，从不会渴望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创造出任何伟大的东西？当然这个前提有两个错误：首先，大部分德国的犹太人是完全同化的德国人，并不比其他德国人缺乏“根基”；其次，伟大的成就来源于作为个人的天才，他们创造性的才能超越了他们置身于其中的文化。当然，犹太知识分子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没有改变心怀偏见的德国人的看法，他们继续把所有犹太人的东西等同于非德国的东西。

瓦尔特· 拉克尔显示了这可能对犹太知识分子形成了毁灭性的心理冲击，因为它在他们个人的和创造性的生活中制造了反常的东西。他们“是优秀的欧洲人，但是他们也是分裂的人格，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其他人相分离”。拉克尔相信，这种分裂可能说明了他们不能在文学或者艺术上生产出真正伟大的作品，它们需要大众和民族的根基。在没有民族边界的科学领域，犹太人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犹太人在文学和艺术上的贡献实际上缺乏一流水平的观点可能面临着挑战，但是可以好好采纳拉克尔有关犹太知识分子生活中存在着深远分裂的观点。大多数为科学作出伟大贡献的犹太知识分子，甚至像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都会感受到这种分裂。在这两位科学家的生活中检验这种分裂是有启发性的，尤其是在弗洛伊德的生活和工作中，因为受过心理分析的训练，这位心理学家提供了一位自然科学家不能相匹敌的人的生存证据。

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是斗争了多年才世俗化的犹太人，在他们作为科学家取得戏剧性的惊人成就之前，前者是苏黎世谦卑的专利申请员，后者是维也纳专业的、孤独的精神病医生。他们两位都证明了真理超越了文化，因为在更高的水平上，他们向我们讲述了自然世界或人类的生存状况。但是，两个人都成为了犹太恐惧症批评的主要攻击对象，因为他们犹太人的出身，这些批评企图使他们的著作变得毫无价值。20世纪20年代，爱因斯坦本人及其声誉经常受到丑恶的攻击。事实上，犹太人的仇恨者在威廉学院等着他出现，然后发出“犹太科学家”的咆哮。他的邮箱塞满了攻击其犹太性的信件。有一次，一帮右翼学生在柏林大学打断了他的讲座，一个学生大声叫嚷：“我要切开这个肮脏的犹太人的喉咙。”一群声称自己在德国自然哲学工作委员会工作的伪科学家，租用了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厅，作了旨在揭露“爱因斯坦骗局”的系列演讲，攻击相对论是错误的犹太原理。爱因斯坦是一位有着博大胸怀和丰富幽默感的人，他对这些蠢事一笑置之。为了显示他并没有被批评者们滑稽的行为所恐吓，爱因斯坦甚至在爱乐乐团的音乐厅租了一个包厢，嘲笑那些用于让他的发现变得毫无意义的证据。然而，甚至自谦的爱因斯坦也不得不承认：犹太恐惧症患者们的恶毒攻击让他烦躁不安，使得他的工作进行得十分困难。有一次，一个发狂的犹太恐惧症患者甚至公开威胁他的生命，他要奖励所有刺杀这位科学家的人。这位威胁爱因斯坦生命的鲁道夫· 莱贝尔仅仅受到了轻微的处罚，只是被处以16元微不足道的罚款。这就是未经改革的保守主义法律体系的标志。

带有犹太恐惧症信念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对爱因斯坦的憎恨——爱因斯坦成为了他们喜欢抽打的孩子——也是他们对所有质疑他们僵化世界观基础的知识分子的憎恨。根据弗雷德里克· 格伦菲尔德的观点，爱因斯坦“剥夺了德国公众一些被认为是良好生活本质的东西，它们是绝对之物——晚餐七点开始，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正义”。正如先前所显示的，德国人绝对厌恶在文化上不同寻常的东西。当面对不同的信仰或者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们已经把“不能接受不同寻常的东西”作为正常的反应。另一方面，许多犹太人经常对假定的永恒真理或者试图维护它们的僵化的德国行政当局无动于衷。反对公开的社会真理，在许多年轻德国犹太人的早年生活中，尤其在学校期间，就表现出来了。爱因斯坦一直被看作是一个问题学生，当时德国的学校体制充满定罪的氛围，以及固执己见的腔调和风气。学生在那里受到欺凌和严格管理，经常受到带有教官习惯的教师的侮辱。对于没有根基的、又具有强烈意志去追随自己创造性爱好的犹太人来说，在这样的体制中无立锥之地。结果是：他除了数学之外一无所长，被慕尼黑的鲁伊特波尔德高级中学开除，因为把他留在班上是破坏性的，被认定会污染其他的学生。我们知道后来的故事：爱因斯坦在瑞士完成了自己的学业，继续追随着他“成为自由精神的狂热欲望”，怀疑现有的科学权威，在物理学领域做出了地动山摇的发现。可能就是他的犹太性以及他天生独立思考的倾向，使得他对时空的含糊性特别敏感，这也是理解相对性的心理前提。

弗洛伊德在维也纳过着更为孤僻的生活，但是无论作为学生还是专业人士，他一生都受到反犹太人偏见的侵袭。像爱因斯坦一样，弗洛伊德是一位拒绝所有宗教的世俗化的犹太人，因为他相信它们是幻觉。尽管他的妻子玛尔塔· 贝奈斯是在严格的犹太家庭里长大的，但是弗洛伊德拒绝任何与正统的犹太教有关的东西。但是，对于他的批评者来说，在弗洛伊德的理论成为争议点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个犹太人。例如，他对婴儿性行为的著作使他受到了恶毒的攻击，其中的许多都带有强烈的反犹太人色彩。他被控诉破坏了基督教的道德观，他的心理分析方法得到了犹太心理学家（卡尔· 亚伯拉罕、马克斯· 艾廷顿、阿尔弗雷德· 阿德勒、汉斯· 萨克斯、威廉· 兰克）的支持，但被认为是“犹太人的科学”而遭到了普遍的拒绝。一位保守主义的学者轻蔑地说：“除了知道弗洛伊德的学说是一个犹太人发明的，我们对它还要知道点其他什么吗？”当然，可以低估这类粗鲁的评论，但是，更为痛苦的是卡尔· 荣格的反应。荣格是弗洛伊德以前非犹太的战友、学术上被认定的继承人。20世纪30年代，他似乎鼓动双翼进入了纳粹的轨道，和一个纳粹控制的心理病学的期刊建立了联系，发表了一项重要的声明：雅利安人的无意识比犹太人的具有更大潜能，并且“把一个犹太人心理学的结论作为普遍有效的东西是一个十分不可饶恕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