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肉（第18/20页）

萨拉丁在12世纪对十字军连战连捷，把伊斯兰实际的中心转移到了埃及和叙利亚，他的后代成了那里阿尤布王朝的统治者。然而，合法的阿拔斯哈里发辖地的王廷仍然在巴格达，正处于蒙古大军的来路之上。旭烈兀于1256年逐渐逼近，开始时没有引起警惕，因为蒙古人似乎针对的是暗杀团那个专以谋杀为目的的教派；旭烈兀摧毁了暗杀团的堡垒，大快人心，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甚至派了一支队伍加入蒙古人的行列。然而，1257年，旭烈兀到了波斯，很快征服了这个帝国；到年底，他已经兵窥美索不达米亚。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穆斯台绥姆吓得胆战心惊，但又不甘心服从蒙古人毫不通融的要求——投降或灭种。1258年1月，旭烈兀从波斯渡过底格里斯河，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哈里发的军队，攻陷了巴格达。穆斯台绥姆被处以绞刑；这是大草原的做法，后来奥斯曼土耳其人在伊斯坦布尔的宫廷中，对争夺继承权的失败者采用了同样的处理方法。旭烈兀的手下还屠杀了巴格达的大量居民，尽管曾做过不杀的保证。此举与蒙古人的习惯大相径庭，也许是为了震慑立威。旭烈兀打到下一个目标，叙利亚的阿勒颇时，也进行了屠城，但那是因为阿勒颇的居民对蒙古大军的进攻进行了抵抗。大马士革和许多其他穆斯林城市的居民比较老实听话，于是幸免于难。十字军看到伊斯兰的势力节节败退，愈加坚信蒙古人助了他们一臂之力，甚至劝说最强大的十字军领导人波希蒙德（Bohemond）一度和蒙古人并肩作战。然而，蒙古大军逼近圣地之时，他们的头脑清醒了一些，退回了海岸边的要塞。他们趁旭烈兀被召回大草原参加推举大汗的时机，匆忙地与同样焦虑不安的埃及阿尤布王朝达成协议；尽管他们对在萨拉丁手下遭到惨败的耻辱仍然记忆犹新，但是他们还是允许埃及军队进入他们的领土，在阿卡附近安营扎寨，准备抗击由旭烈兀的下属乞忒不花指挥的蒙古大军。在等待蒙古人到来的期间，埃及军队的统帅巴伊巴尔斯（Baybars）甚至在十字军的宫廷受到了接见。

巴伊巴尔斯出身马穆鲁克，野心极大，在埃及时曾行使马穆鲁克的权力，弑杀苏丹，拥立另一位苏丹王。乞忒不花按例派遣使者要求十字军投降，但十字军却杀死了蒙古使者，也许此一决定就有巴伊巴尔斯的参与。这一公然蔑视的行为对睚眦必报的蒙古人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使战争势在必行。于是战争发生了。蒙古军队从叙利亚的营地进入北部巴勒斯坦，1260年9月3日在耶路撒冷北面的阿音札鲁特（歌利亚之泉）同古突兹苏丹（the sultan Qutuz）和巴伊巴尔斯指挥的埃及军队交上了手。只一个上午，蒙古人就被打败了，乞忒不花被俘后遭到杀害，残兵四散而逃，一去不回。

阿音札鲁特是蒙古人败绩的第一场阵地战，一时间在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以及蒙古人当中都引起极大的轰动，至今仍是历史学家密切研究的题目。关于它的结果尚有争议：它是否拯救了近东，使之免于蒙古人的统治，还是说明蒙古大军已经达到了战略和后勤的极限？战斗中采取的战术也是历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巴伊巴尔斯天纵英明、用兵如神？还是埃及军队仅仅以多取胜？一说蒙古人的马匹吃光了叙利亚的粮草，正如骑兵从大草原开进农耕土地后，当地牧草总是被过度消耗一样。这个说法确实有一定道理，而且旭烈兀离开中亚时似乎的确带走了很多部队。另一方面，最近的研究估计，乞忒不花手中仍然有10000～20000人。同时，现在认为，欧洲军队的人数可能被夸大了，它的马穆鲁克核心部队可能不超过10000人，全部军队可能总数为20000人。简言之，阿音札鲁特战役中，双方的兵力可能势均力敌；这次战役因而特别有意义，不仅因为它立即扭转了战局，而且因为它标志着一个组织成专业军队，有定居国家的收入做后盾的骑马民族打败了另一个仍然靠抢劫来供给，受部落的原始价值观和复仇心驱动的骑马民族。

我们已经提到过阿布·沙马的评语，说“值得注意的是（蒙古人）是被他们的同类击败打垮的”，他的意思是交战双方都有很多突厥人。确实，打仗的方法似乎遵循了大草原的传统，埃及军队先是前进迎击蒙古人，到要行动的时候假装撤退，把蒙古追兵引到有利于突然反击的地形。然而，似乎从苏丹古突兹高喊着“啊！伊斯兰！”投入混战的那一刻开始，战局才急转直下。这提醒了我们，马穆鲁克作为军事奴仆，服务于一个崇尚作战的宗教，他们的对手却没有共同的信仰。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巴伊巴尔斯手下的战士作战经验丰富，在马穆鲁克的军事学校中接受过无数次的操练，训练出了严格的纪律，连依然强悍的十字军都是他们的手下败将。即使不能说巴伊巴尔斯的马穆鲁克是现代意义上的军队，也应指出，当时他们的战术尚未僵化为后来面对奥斯曼军队的火枪时的老古董，对付蒙古人可说是游刃有余；现在回头看去，他们的胜利显示了受过训练的军队在同与自己势均力敌，但只依靠锐气和名声的对手作战中，训练带来的“附加值”。

阿音札鲁特一役后，蒙古人再没有对文明世界进行袭扰，别的骑马民族也偃旗息鼓。不过这么说似乎委屈了泰摩兰（Tamerlane），他领着大军东征西讨（1381—1405年），比成吉思汗更加令人畏惧，征服的地区也几乎和成吉思汗一样广阔。然而，泰摩兰却完全没有成吉思汗的行政能力，所到之处焦土千里，把任何可能用来建设的基础全部摧毁。

泰摩兰具有武士精神，他原名帖木儿（Taimur），又叫跛腿帖木儿，因为早年一次负伤使他的一条腿残废了。他鼓励手下残酷无情地滥杀滥伤，是他的军队，而不是成吉思汗的军队，留下了骷髅堆成的高塔和金字塔。然而，他似乎除了嗜血打仗以外别无所好。他不给士兵任何机会稍事喘息，享受胜利的果实，而是永远在寻找新的待征服的土地。他死去的时候，刚准备出发去中国，与恢复了汉人统治的明朝争夺忽必烈征服的土地。他的死讯传来，大草原边缘的各个文明都松了一口气。到14世纪末，蒙古伸展到大草原外的力量都被有效地剪除；只有印度除外，但那里蒙古人的政权伊斯兰化得十分厉害，即使延续下去，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祖源也已完全无法辨认。

那么，蒙古人留下了什么遗产呢？一位历史学家认为，最主要的是他们把突厥人赶到了中国、印度和中东这3个地方，对这些地区的军事历史影响深远。确实，成吉思汗把当时微不足道的奥斯曼部落赶向西方，启动了后来的一系列事件，破坏了近东当时已确立的秩序，代之以一直维持到20世纪的另一个秩序，使欧洲长期处于伊斯兰进攻的威胁之下，从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直到230年后维也纳解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