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火（第14/22页）

不过，可以保险地假设，所有国家在普遍兵役制实行之前，军队都只占人口很小的一部分：1789年法国人口为2910万，军队人数是15.6万（虽然到1793年实行普遍兵役制后，军队扩大到98.3万人）；我们也知道，战斗中的死亡人数除极少数例外，一般不超过参战部队总数的10%；我们还知道，战争中真正打仗的时候不多（法兰西共和国从1792年到1800年间，陆上和海上加起来一共打了50场战役，也就是一年6场，按照早年的标准这已经是很高的数字了）。由此可以认为，19世纪以前，家中接到亲人战死的悲痛消息相对来说比较少见。拿破仑打仗动用的野战军规模庞大，有时相当于旧制度下法国军队的总和，战士死亡的人数亦随之升高。在莫斯科外的博罗季诺一役（Bordino，1812年）中，他胜得极惨，12万大军损失了28000人；而在几乎是首次有精确统计的滑铁卢战役中，拿破仑的72000人大军死了27000人，威灵顿的68000人中有15000人阵亡。

美国南北战争的数字（可靠数字是根据领取抚恤金的阵亡者遗孀的人数算出来的）显示出阵亡人数的上升：4年战争中打了48场大仗，南方军队的130万人死了大约94000人，北方的290万士兵有约11万人阵亡。南方军队比北方的阵亡率高，大约是7%对北方的3%；原因有几个，包括开小差的人较少，军队总人数少，因此战士轮到上战场的机会更多，等等。1860年，美国总人口才3200万；4年的战争造成20万年轻人的死亡，这给美国人造成了巨大的感情创伤，使他们痛恨战争；战争期间疾病和困苦使另外40万人丧生，更加剧了人民的痛苦。

到1914年，过去战争中的主要杀手——疾病——已经不再是军队的克星。布尔战争（1899—1902年）是英军打的最后一次战士死于疾病多于死于子弹的战争。但这使得1914—1918年间的伤亡更加令人心碎。从军成了有利健康的生涯；由于公共卫生的改善和农业机械化导致的产量提高，士兵个个身体好，吃得饱；从某个意义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亡如此之多，直接反映了前一个世纪期间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和平民人均寿命的延长。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人口的增加，结果是大批士兵被派往前线去送死，死亡人数连年剧增。到1915年9月，在马恩河、埃纳河（Aisne）、皮卡第（Picardy）和香槟的几次战役中，法军前线作战的伤亡人数达到100万之众，其中1／3为阵亡。在凡尔登战役（1916年）中，法军有50万人死伤（一般死伤的比例为一比三），德军死伤超过40万；同年7月1日打响的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英军就阵亡20000人，几乎等于整个布尔战争期间由于受伤和疾病致死的总人数。

到1917年，法军已经阵亡了100万人；4月在香槟地区发动了又一次灾难性的进攻后，法军的一半作战部队拒绝执行再次出击的命令。这一事件被含糊地称为哗变，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在难以承受的伤亡概率面前的大规模罢战；到大战结束时，法军作战部队中9个人中就有4个或死或伤。1917年底，自1915年5月开始对奥地利作战的意大利军队也拒绝再战；他们在阿尔卑斯发动了11次劳而无功的进攻，遭受了100万人的伤亡后，在奥德联军的反攻面前一触即溃，直到停战也没能恢复元气。俄国军队的死伤人数没有统计数字，但那时俄军士兵也开始，用列宁的话说，“用脚投票支持和平”。若不是俄军在东普鲁士、波兰和乌克兰遭到惨败，无力支持临时政府，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就不可能胜利。

回头看去，伤亡率的激增很容易找到技术上的原因。比起火药造成战争“胜负难分”的18世纪，无论是士兵手中的枪支还是辅助作战的机关枪和大炮，火力都增加了几百倍。据统计，死亡人数与发射的子弹的比例（不算大炮）从1／200下降到1／460。但是，火枪手最多每分钟发射3次，对垒的两军军力很少超过50000人；即使如此，几分钟的交火造成的伤亡通常也会引起一方或另一方惊慌后退，指挥作战的将领也正是希望通过造成敌方的惊慌来夺取阵地。到1914年，步兵的步枪每分钟能发射15发子弹，机关枪每分钟发射600发子弹，大炮每分钟能射出20发装满钢珠的炮弹。当步兵掩藏在战壕里的时候，大部分火力都白白浪费掉了，但他们一旦发动冲锋，如此猛烈的火力就有可能在几分钟的时间内消灭整整一个营的1000人。1916年7月1日第一纽芬兰团就遭到了这样的厄运，许多其他部队的损失也同样惨重。而且，在这样密集的弹雨中逃无可逃，因为需要经过几百码宽的死亡区才能逃回战壕。因此，士兵被猛烈的火力紧紧地压制在地面上，如果受了伤，经常只能慢慢等死。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高级指挥官想方设法在其他地方采用间接的方法来克服火力在前线造成的僵局，但均告无效。尤其是自60年前铁甲船取代了木制船以来，投入了巨额资金建造海军舰队，但舰队在大战中的作用却微乎其微。我们已经看到，木船组建的舰队借助欧洲的火药技术，无论在近海还是远洋都耀武扬威。欧洲的海洋大国驾驶着木船舰队征服了远方的民族，那些人即使获得了火药武器，在文化上也不适应面对面地抵抗欧洲人。

在欧洲的近海，各个海洋大国——其中首屈一指的是英国——不仅建立了对贸易通道和关键战区的长期统治权，而且娴熟掌握了有效支持陆上军队的手法，主要是通过封锁敌方和为己方运输后勤供给。德国就是怀着这个目标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和英国展开了建造无畏级战舰的竞赛，结果两国的海军各自增加了几十艘战舰（1914年，英国有28艘无畏级战舰，德国建了18艘），能够在20英里开外互相摧毁。德国海军参谋部希望在北海攻英国海军于不备，给英军以毁灭性打击，以此打通从北海出海的通道，攻击大西洋的贸易航线，破坏英国的商业。德国为此做的努力，特别是日德兰海战（1916年5月），没有成功，自那以后只能在自己的基地附近航行。在使用其迅速扩大的潜艇舰队对英国进行反封锁方面，德国倒是屡屡得手；1917年，德国潜艇击沉商船前连警告都不发，但后来英国海军部恢复了18世纪的做法，用军舰为商船队护航，限制了德国潜艇的活动。

英国企图重新起用传统的两栖战略，用海军把远征部队运送到敌人海防薄弱的地方，并从那里给自己的部队补给，可是在它唯一试用此法的地方——土耳其的加利波利（Gallipoli，1915年4月）——却遭到严重败绩。新近和德国结盟的土耳其守军表现出了他们300年前令基督教欧洲闻风丧胆的勇猛，也证明他们熟练地掌握了新的火力技术。在加利波利，岸上的火力打败了海上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