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旧共和国与新君主国（一）（第10/13页）

但并无证据显示恺撒像亚历山大一样想做无限制的征服。确实曾有人说，他有意从帕提亚进军里海，再至黑海，然后沿黑海北岸到多瑙河；兼并塞西亚与日耳曼，直至北海（照那时的观念，北海离地中海并不那么遥远）；再从高卢回意大利。但我们找不到任何有权威的证据证明这令人不可置信的计划的存在。罗马帝国实际已经包括了一大堆蛮族，极难控制，足够此后几个世纪去融合吸收。因此，前述的征服计划，即使在军事上可行，也不过是比亚历山大的印度远征更莽撞更好大喜功而已。从恺撒在不列颠和日耳曼的行动看来，从他的政策继承人的行动看来，可能的情况是，恺撒（如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对诸神的祈求宁是保护帝国已有的疆土，而非更为扩充。他的征服计划显然是局限于边界的稳固——当然，这边界是以他的大计划为准绳的——保持幼发拉底河的防线，把东北不稳定的国界推展到易于防守的多瑙河区。

恺撒扭转军事独裁的尝试

我们不当把恺撒视为与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同样的征服者，他也并不想把他的新君主政体建立在军队上。他不想把军事权威置于民事之上，而是将军事纳入国体之内，尽可能隶属于文人政府。战功辉煌的高卢军团，由于其团队精神与文人政府不相合，已经光荣解散了，他们的名字在新建的市镇中永留纪念。恺撒遣散并配给土地的战士们，并不像苏拉的，住在他们自己的半军事殖民区中，而是尽量遍布整个意大利半岛。只有坎帕尼亚的土地由于无法避免，而有恺撒的老兵集中的情况。

在文人政府下的国家中保持常备军的问题，由各方面来设法解决。服役有年数限制，又可临时遣散，这使军队的人员变动较速。服役年满的士兵照例成为农业殖民。而或许最重要的是，军队保持在意大利和在人文与政治生活中心以外的地区，驻守于恺撒认为军队唯当驻守的地方——边界，以抵抗外国敌人。

不设贴身侍卫

真正的军事政府的标准乃是具有一批有特权的卫士，这种情状在恺撒身边是找不到的。将军在执行积极任务时固然久来即有特别的卫队，但到了恺撒时则此卫队已完全无用。他的禁卫军似乎主要是由传令兵组成，而不是精选的战士，因此也不是任何作战部队嫉妒的对象。恺撒在任将军之际就不耐近身侍卫，为王之后更是如此。尽管他很了解暗杀者不断潜伏在周遭，却仍拒绝元老院的提议，不肯设置精选卫队，不久又把他起初在首都时所用的西班牙卫队遣散，只用罗马最高行政官所惯用的侍从官。

无法实现的理想

恺撒及其本派人的理想，乃是在罗马建立伯里克利式的政府，不仰仗刀剑，而仰仗人民的信赖；这个理想，在他斗争的过程中，他放弃了不少，然而，他却始终努力在抗拒军事专制的观念，其所用的努力恐怕是历史仅有的。当然这也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也是这巨大的心灵中唯一一个热望超乎了明晰判断的地方。恺撒心目中的政府，由其必然，就是一个非常个人性的政府，因此也会像伯里克利和克伦威尔的政府一样，随着其创造者的消逝而消逝。在国族的深沉混乱之下，罗马的第八个王，要想继承他的七位先驱，仅以法律与正义来统治人民，即使在他在世时都是不可能的；同样不可能的是他想把常备军纳入国体之内使之成为社会中可控制部分的构想，因为这军队在上次的内战中已经习得了权力的好处，却忘记了服从。

罗马社会从上到下对于法律的不尊重已到不堪救药的程度，任何人对这一点做过冷静考虑，都必然会把恺撒的希望视为梦想。马略的军事改革已经使军人不再是公民，而坎帕尼亚的兵变与夫塔普苏斯的战场则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军队现在给予法律的支持是什么样子。即使这位伟大的民主者都无法把他解放的军队重新掌握。在他的号令下，千万刀剑从刀鞘里抽了出来，但已抽出的刀剑却不再那般听命回鞘。

命运比天才的力量更大。恺撒想要做的是恢复文人政府治理的国家，结果他所建立的却是他厌恶的军事专制政体。他推翻了贵族与银行家们的政权，却以军事政权做了替代，而国家却仍像以前一样由特权的少数在专制与操纵。然而，这样以创造的意义陷于错误，乃是秉赋至高者的特权。伟人们为了达到理想而导致的辉煌失败，乃是国家的至宝。好几个世纪之久，罗马的军事政体未演变为警察国家，乃是恺撒之功；罗马继后的皇帝们，不论如何不同于他们王权的伟大创立者，没有运用军人来对付公民，而只用以对付公敌，乃是恺撒的功劳；因为他们对军队与国家都有足够的敬重，不可能以前者做警察统治后者。

财政的管理

财政的控制困难并不大，因为帝国广阔，又无巨大公债。若说国家曾有一段时期陷于不断的经济困境中，原因不在于不适当的岁入，因为最近几年岁入大幅度增加。原先每年岁入两亿塞斯特斯，由于比提尼亚—本都行省与叙利亚行省的设立，又增加八千五百万。这个增加，再加上其他的新来源（尤其是不断增加的奢侈品税），远超过坎帕尼亚的公地所损失的税收。再者，卢库卢斯、梅特鲁斯、庞培、加图和其他等人的财产充公，也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富。

国家财政的困境部分原因在于例常与异常的花费，部分原因在于处理不善。例常花费上，首都谷物的分配几乎用得超乎其分。公元前63年，由加图将该项费用增加，自此以后每年几乎用去三千万塞斯特斯，而公元前58年以后，连象征性的谷价也取消了，于是单这项就吞了国家岁入的五分之一。由于西里西亚、叙利亚和高卢需要新的驻军，军事预算也增加了。特殊的花费，包括海军的，例如在公元前67年的海盗大围剿之后五年，就一下子用了三千四百万塞斯特斯。此外，战争及战争准备所花的钱也极多，如为了使皮索装备他的马其顿军，就付给他一千八百万塞斯特斯，庞培为了维持西班牙军，每年用二千四百万塞斯特斯，恺撒为维持高卢军团，用的数目也相似。

这些开销虽然浩繁，罗马的财源本来却并非不能应付，然而罗马人的行政效率却已大不如前，究其原因，是受了民心的普遍松弛及鲜廉寡耻的影响。国库不得不拖延支付的款项，只因它未能收得它所要收的巨大财源。两位负责督事的会计官——都是一年一换的年轻人——袖手旁观；而那长期的办公部门，以前固然曾极受尊重，现在则把最腐败的行径视为家常便饭，尤其是因为他们的职位可买可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