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旧共和国与新君主国（一）（第12/13页）

首都的平民

这些乃是起于大城的基本性质的弊端，此外更有一些偶然性的弊端，害处却可能更为严重。或许有史以来从没有一个城市像罗马这样完全缺乏维生能力的。一方面由进口，一方面由奴隶所做的家庭制造业，使得自由工业从根本就无法存在。古代一切社会的大恶——奴隶制度——在罗马暴露了其一切严重的后果。没有任何地方比大城里的望族或暴发户宅院中聚集的奴隶更多的。没有一个地方比罗马的奴隶更人种驳杂的——叙利亚人，弗里吉亚人，利比亚人、摩尔人和希腊人的混血，盖塔人与伊比利亚人夹杂着日增的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跟自由的缺乏密不可分的败德，在形式的道德与精神的道德之间的可怕鸿沟，非常炽热地呈现在城市中有教养或半有教养的奴隶中，其严重性远甚于乡村中像牛一样在锁链中耕作的奴隶。

比奴隶群更败坏的则是那些在“法律上”解放或仅是“事实上”解放的奴隶——行乞的乌合之众和暴发户，他们不再是奴隶，但又不是公民，在经济上，甚至在法律上，仍旧依赖他们的主人，但却充满了自由人的恣肆。这些人比任何阶层更受到大都会的吸引，因为大都会有种种利益可得，而零售商和小手工业几乎完全被他们包办。他们对选举的影响力也是出名的，在街头暴动方面，他们是领导角色，因为把商店和商场关门，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贵族与平民的关系

政府不仅对这种腐败袖手旁观，甚至还由于自私的政策而予以鼓励。凡被判过死刑的人，法律禁止留居首都；但由于警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法令乃形同作废。人民集会须受监视，这个法令一开始即受忽视，后来则遭禁止，因为被视为对人民自由的不当限制。公共节庆如此铺张，以致七个普通的节庆——罗马节，平民节，众神之母节，谷神节，阿波罗节，花神节与维多利亚节——加起来就有六十二天，此外还有斗剑比赛以及许多其他特别的娱乐。以低价供应谷物——对于这种贫穷的无产阶级生活，这乃是不可避免的——则以最不谨慎的轻浮态度处理，面包用谷类价格的起伏严重得令人难以相信。而谷物的配给又等于是一帖官方的邀请，使那些缺粮的公民和不愿工作的人蜂拥首都。

首都的无政府状态

种豆得豆。分帮立派的政府制度，对伊希斯[7]的崇拜及类似的其他过度宗教崇拜，都可以在前述的事实状态中寻见其根本。人民不断地面临匮乏，甚至常常无物可食。没有任何地方比首都更无生命保障，此处的唯一独占行业乃是盗匪的职业杀人。把预谋中的牺牲者诱至罗马乃是杀害的预备步骤；没有一个人敢于不带武装卫士走进首都附近的乡野。

罗马城的外在状况跟这种内部的溃乱相配，似乎是那贵族政府苛刻的讽刺。台伯河没有经过任何疏浚，只有那唯一的桥梁用石材重建过，至少建到台伯岛。七丘之城也未做过铲平工作，或许只有垃圾堆经过了一些改善。街道弯曲，狭窄，陡斜，人行道又铺设不良。一般房屋用砖材建造，又窄又高，令人眼晕，大部分是投机建筑商的手笔，给小业主之用，结果是建筑商肥死，小业主类如乞丐。在这贫民窟的旱海中，升起了那富人的豪宫，它们抢占了小房子的空间，正如它们的主人抢占了这些小人物在国家中的地位。这些豪宫的大理石石柱与希腊雕像跟朽败的神庙成了强烈的对比——庙里的雕像大部分仍为木刻。

街道、河岸、火警与建筑方面的官方监督几乎连想都未曾想过。水灾、火灾与倒塌经常发生，若说政府对这些事有些预闻，则也只是问问国家的神官，这些事情究竟有什么意义。如果要对彼时的罗马有点概念，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伦敦，却有新奥尔良的大批奴隶人口，加上君士坦丁堡的警察，加上近代罗马人闲散的性格，加上1848年巴黎的政治骚乱；这便是西塞罗与他的那派人所哀叹的共和国的荣光。

恺撒对首都事态的处置

恺撒则尽量求改善而非哀叹。当然，罗马仍是一个大都会，任何企图，若想使罗马具有特殊的意大利风格，不仅不切实际，而且不合恺撒的计划。在那希腊风、犹太风、埃及风及混合了世界各种特质的大都会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大帝找到了他的希腊—东方帝国的适当首都；同样，这新的罗马—希腊帝国的首府，地处东方与西方之间，不当是一个意大利社团，而当是许多民族的首都，却无任何特定的民族风格。为了这个原因，恺撒在罗马容忍异邦神祇的崇拜——如埃及神——甚至允许犹太人在首都举行他们怪异的宗教仪式。罗马的寄生民众无论何等令人嫌恶，他却并不反对他们的扩充。不仅如此，在节庆的时候除用拉丁与希腊语演戏之外，他还促使他们用腓尼基、希伯来、叙利亚和西班牙语等演出。

无产阶级人数日少

恺撒虽然接受首都现存的基本性格，却努力改善那里普遍可悲可耻的生活状态。不幸的是，最基本的罪恶是最难以消除的。恺撒无法取消奴隶制度，至于他是否有意限制首都的奴隶总数——在别处他这样做过——却必须存疑。首都的自由工业他同样难以创造。但他的伟大建筑计划则弥补了部分的失业问题，为无产阶级提供了一个虽微薄但正当的收入。

同时，恺撒尽力减少自由无产阶级的数目。由于把首都的谷物配给变为数目固定的贫民的救济，因之而涌向罗马城的无业游民虽未完全停止，却受到了重大的限制。由于护民官受命对乌合之众采严厉措施，也由大量的海外殖民，现存的无产阶级日渐减少。恺撒当政的几年，有八万殖民者被送往海外，其中大部分无疑来自首都的无产阶级。事实上，科林斯的殖民大部分是解放过的奴隶。依照传统，解放过的奴隶虽然不准任城中任何荣誉职，在殖民地，恺撒却准他们加入当地的议会，无疑这是对殖民的鼓励。

这种移民必然不仅是暂时性的安排。无产阶级的不幸状态只能由规划良好的殖民政策改善，同时殖民的幅度几乎要不受限制，这是任何明理的人都知道的，恺撒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必然会持续这个政策，以减低那不断增殖的邪恶。首都重要必需品的价格也在设法控制。国库的重新组织与管理使他有控制的能力，此外还新设了两个谷物管理官，以监督包商和首都市场。

帮派会社受限

帮派会社原先有法律禁止，但效果不彰，现在，由于政府体制的改变却受到有效的遏制，因为随着共和派的消失，选举的腐败与暴力也自然消失了。再者，在克洛狄法（Clodian law）之下生长起来的帮派已遭解散，整个会社制度均受政府监督。古代已有的商会，犹太人的宗教结社，只向元老院报备即可，若成立长期的、有固定义务与聚会的会社，则须获元老院准许始可，当然也须君主的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