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旧共和国与新君主国（一）（第11/13页）

恺撒的财政改革　废除直接税的出租

然而，当财政的线索一旦掌握到恺撒的内阁手中，这个大机器的所有轮子与弹簧都有了生气与比较严格的秩序。盖乌斯·格拉古的两个新猷——直接税的出租和谷物分配——曾像坏疽一样腐蚀着罗马的财政制度，现在则部分被取消，部分修改了。恺撒和他的先驱格拉古不一样，他并不企图用大资本家与首都的民众来制衡贵族，却把它们放到一旁，把国家从一切寄生虫的吸附中解救出来。

因此，在这两个重要的问题上，恺撒不采用格拉古的办法，而采用苏拉的。只有间接税继续采用出租制度，因为这是久远以来就在实行的，而且（罗马的财政箴言是，税收必须简便易行，恺撒也遵守之）绝对不能取消。但直接税则自此以后普遍化归两类：一是可以直接供应国家的所需者，如非洲与萨丁尼亚的供应谷与油；或如小亚细亚的岁入，换作定额的金钱，交托当地的税务员征收。

谷物分配的改革

首都的谷物配给在此以前被视为执行统治的社团的特权，因为这个社团执行统治，因此便该由属民供养。恺撒把这个不名誉的原则抛弃，但无可忽视的是，只有以这样的赠与才能使大量的贫穷公民免于饥饿。以这个范围为限，恺撒仍维持谷物配给。由加图重新核准的辛普罗尼亚法，规定居住于罗马的公民，人人可得免费面包用谷物，而登记领谷者高达三十二万人。恺撒把有其他生计者去除，剩下十五万人，这个数目被定为最高额。同时，年年重做调查，已死或迁移的，名额由匮乏者添补。

如此，原先的政治特权变作了穷人救济，于是一个精神性和历史性的原则因以诞生。社会分子对其利益的互相依赖性，是缓慢而逐渐认识的。比此更早的古代，国家保护其分子，以免于公敌和谋杀者，但它并不需保护其无助的同胞免于一个更坏的敌人——匮乏。希腊文明在梭伦及梭伦以后的立法中立下原则，社团有义务供应残废者之生活，事实上，是普遍供应一切穷困者。恺撒把一个有限的市政措施变为国家有机的建制，把国家的负担与耻辱变作国家的制度之一，表现了人类的同情心与人类的不幸并驾齐驱。

收入

除了这些基本改变之外，收入与支出也做了彻底的修改。不少的社团，甚至其整个地区，都得到免税待遇，有些是由接受了罗马或拉丁的公民权而间接免税，有些是由特别的特权而直接免税。税款降低的社团比免税的更多；行省中受压迫最重的亚洲，则不但改成了直接税，而且直接税也减免了三分之一。新的岁入——由降伏的伊利里亚社团，尤其是高卢社团所缴纳（仅后者就年缴四千万塞斯特斯）——则款额放低。

另一方面，许多城镇，例如非洲的小雷普帝斯，就加重税捐，以做战争时期彼等行为的惩罚。意大利各港口的港口税原本甚丰，不久前竟取消，现在则急征，因为这项税捐主要加在东方进口的奢侈品上。这些是新设的或恢复旧制而得的普通财源，除此之外还有因内战而自然产生的部分；由高卢收集而来的战利品，首都的现款储存；从意大利与西班牙庙宇得来的宝藏；由强迫贷款、强迫奉献或依附社团或统治者们所缴的罚金而得的款项；法律案件的罚款，或者直接命令罗马富翁们缴纳所得的；更重要的则是战败的一派的产业充公。

加入反对派元老院的非洲资本家的罚款总数达一亿塞斯特斯，庞培的产业变卖后则得七千万塞斯特斯。这个措施是必须的，因为败北的贵族之所以仍有力量，主要就是靠他们的财产，只有把战争的费用加在他们身上才能把他们打垮。但恺撒把充公的财产全都归公，以此来缓和愤恨。再者，他和苏拉不同，即使是他的心腹，犯有诈欺之罪的也不放过，即使是他最忠实的拥护者，如马库斯·安东尼乌斯，在购买充公产业时，他都如数索价。

支出

支出的缩减最可观的一笔是粮食配给量的限制。对首都穷人的食粮配给，以及由恺撒创始的油类供应——以供罗马人沐浴——主要由萨丁尼亚和非洲（尤其是后者）供给，因此全部或大部分跟国库分开。另一方面，军事的支出则大幅增加，原因是常备军的增加和军饷的提高——年薪从四八〇塞斯特斯提高为九〇〇。

这两者都是不可少的。前线的防卫部队极感缺乏，若想边界得以保全，军力的增强乃是先决条件。军饷加倍无疑跟恺撒收买军心有关，但另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原先每天一又三分之一塞斯特斯的军饷，是很古时代制定的标准，那时候的购买力和恺撒时代很不相同。现在，当首都的工人一天可得三个塞斯特斯的工资时，军队之所以还能用一又三分之一塞斯特斯招到士兵，只因为那是一种津贴，而且大部分是违法的。因此，要认真改革军事制度，禁止军人以军饷为外快的现象——因为这只能加重百姓的负担——则唯有把军饷做适度的增加；把日薪定为二又二分之一塞斯特斯，尽管大为加重国库的负担，却是必要而又有益的一步。

恺撒自动或被迫支付的特殊款项之巨大实是难以想象的。战争的费用浩繁，在内战期间他许下的诺言也同样庞大。这是个坏例子，也是想忘却而不能忘的；恺撒答应每个参战的士兵两万塞斯特斯，而每个不参加任何一派的首都公民三百塞斯特斯。这个诺言是太大了，但恺撒却是一个真正的王者，不可能食言。再者，许多要求施舍的他都慨允，在建筑上又花费得难以数计——在共和国的最后若干年，建筑上的疏忽到达可耻的程度。他在首都兴建的建筑——部分在高卢之战的时期，部分在此后——总值一亿六千万塞斯特斯。恺撒的财政治理成效可以由如下的事实见出：在他完全满足了种种公正的要求之后，公元前44年3月，他仍在国库中存了七亿塞斯特斯，在他自己的财库中存了一亿——这是共和国最盛时期财库的十倍。

帝国的社会状况

摧毁旧有的派系、为新的国家提供合宜的建制、有效力的军队和秩序井然的财政，并不是恺撒的工作中最艰难的部分。意大利的真正复兴需要把全帝国所有部分——罗马城，意大利及各行省——都脱胎换骨重新组织。现在，让我们试将帝国的旧有态与新状态的开端做一描述。

首都

拉丁民族的优良家族很久以前就已完全在罗马城消失了。凡是一国的都城，由本性使然，总比任何其他次级社团更易于丧失其本城的特质，甚至于会消失其本族的特质。在首都，上层阶级迅速从城市的公共生活中撤出，以便以整个国家为其安身立命之所，而非以某一特定城市。在首都中，无可避免聚集了外国居民，为商业与享乐而来往的旅客，大批懒惰、怠慢的群众，罪犯，经济与道德破产的人（正由这个原因才成其所谓大都会）。罗马尤其是如此。有钱的罗马人往往把他的城居视为一个住处而已。当城里的文职变成了帝国的行政官职，当市民集会变成了帝国统治者的集会，当自治的小宗族社团或其他社团在首府不能再存在的时候，罗马的一切社团生活便形告终。各式各样的人都从帝国各处涌向罗马，来投机，来淫靡，来阴谋，来学习犯罪的手法，甚至来逃避法律的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