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旧共和国与新君主国（一）（第6/13页）

一言以蔽之，“统领”不过是旧日的王权的新立；因为执政官与王的不同，仅在于其权柄受到时间、空间、同事的限制，必须有元老院或社团的合作。新君主制中几乎没有任何成份是旧日王制中所没有的：最高军事、司法与行政权威结合于一王之手；国家的宗教领袖；发布命令之权，并使此命令有必得执行之力量；将元老院降为咨询议会[5]；“父族”阶级与城市长官制度的恢复。

但比这些更有意义的是恺撒的君主制跟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的古罗马君主制的内在相似。古罗马诸王固然大权集于一身，在他们的统治之下的社团却是自由的，他们是平民的保护者，以抗贵族；恺撒也不是来破坏自由的，而主要是要摧毁那令人不可忍受的贵族枷锁的。因此，那绝不是政治尚古者的恺撒，却返回五百年前去找寻他新政府的典范，便不足为奇了。由于罗马共和国的最高职位一向就是由种种特别法限制着的王位，因此王位也就一直并未过时。事实上，在不同的时期，从不同的方面——在十大执政官的时期，在苏拉摄政时期，在恺撒本人的独裁者时期——王权都在共和国重复出现。事实上，只要是在特殊的权力为时势所需的时候，则总是产生出无限的imperium（“命令权”）——跟通常有限的“命令权”不同——而这个，实际上就是王权。

即使从表面的特征也可以看出古代王位的恢复。人类的创新之举是极其困难的，因此便把已有的形式视为神圣的遗产。因为，恺撒明智地将自己跟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相提并论，正如后来查理曼将自己跟恺撒、拿破仑将自己跟查理曼相提并论。恺撒并不是隐隐藏藏或秘密地这样做，而是最公开的，而他以后的继承人也个个都是如此。事实上，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为新的制度找到一个清楚的、具有民族本色的、而又合乎民情的表达形式。从古代开始，首都就竖立着七王的雕像，这七王是罗马的通俗历史中常常搬上舞台的；现在恺撒则下令将他自己的像竖在其旁，作为第八位。在公开场合出现的时候，他穿阿尔巴古王的服装。关于政治罪行的新法令上，他跟苏拉法主要的不同在于社团名位之外，是统领名位，跟社团名位平行，作为人民的活生生的个人代表。在政治宣誓上，除了朱庇特和罗马人的家神外，还要凭统领之守护神之名。君主制度的外在标志，依据古代的普通观念，便是君主在硬币上的铸像；从公元前44年起，恺撒的头像乃出现在罗马国的硬币上。

因此，关于恺撒对他自己的地位，公众不能抱怨他表示得不够明确。他尽可能清楚、尽可能正式地以罗马之王的身份出现了。可以想见，他可能本想以旧日的“王”来指称他的职位（尽管实际上这较不可行，而且也并不重要），而不想用“统领”。即使当他在世的时候，他的许多朋友与敌人都认为他有意以此自封。实际上，他几个最热烈的拥护者在不同的时机、以不同的方式曾提议他当加冕——最显眼的便是马库斯·安东尼乌斯任执政官时，曾在公元前44年2月，在民众之前，要将王冠加于恺撒。

但这一切建议恺撒都一概拒绝。他的这种拒绝固然可能在熄止因这些建议而酿成的共和派反对，但并不因此就表示他的拒绝是不真诚的。有些人认为他故意鼓励人做这种建议，以便使群众心理逐渐准备接受这不受欢迎的罗马加冕大典；这种猜测是不正确的，因为忘记了恺撒所必须面对的情绪反对力量之巨大。这些建议很可能是他的拥护者们不召自来的热情所促发的。也可能是，恺撒授意马库斯·安东尼乌斯做献王冠之举，但其目的则是在公众面前断然拒绝，以使那风传的闲言遭到当头棒喝；而这次的拒绝则由恺撒命令书于国家行事历上，以便此后再不可能重提。原因可能是，恺撒愿采用一个方便的称号，而人民则又一向注意事情的名称，而不注意实质。因此，他决意避免采用王的名称——这个名称已经沾染了古代的诅咒，在恺撒时代的人民心中，它宁含有东方暴君的意义，而不像他们自己的古王努马与塞尔维乌斯——因此就用统领之名来行实际的王权了。

新王室　新贵族

但不论他心中为自己立的称号是什么，实际存在的则是无上的统治者，而因之，朝廷也就立即充满了荣华、枯燥与空洞。公开场合出现时，恺撒穿的不是执政官的紫条宽袍，而是古代君王的正式紫袍。他坐在金座上，视察元老院的庄严程序，而不须起座。他的生日，他的胜利战役，都以节庆来庆祝，他的誓言则充满了历书。当他在首都出现时，远远的就有军队护送，而军队的前方则是他的重要仆人。与他接近变得那般重要，以致他住处近区的房租大涨。晋见他极为困难，因为求见的人太多，以致他往往发现跟好友也不得不用通信来维系，而某些地位极高的人，为了见他，往往也得在接待室等上好几个时辰。

人民感觉到，他们要去接近的已不再是个同胞了，其情况的严重性超乎恺撒所愿意的程度。在他的周围产生了一种君主政体式的贵族，有新贵，有旧贵；而这种君主政体式的贵族原是由一个观念产生，就是用王室的贵族来掩盖寡头政体的贵族，用“父族”来掩盖原有的贵族。原先的父族仍然存在，只是没有重要的特权，只以基尔特的形式而紧密地团结着。但由于没有接受到新家族的加入，数世纪以来已日渐萎缩了，到了恺撒时代，仍旧存在的“父族”世族不超过十五六个。恺撒本人就是由这样一个父族出身，并由人民命令，取得权利，可以创制新的父族家庭，因此建立起一个新的父族贵族，以之对立于共和派贵族，足可以满足君主政体的一切需求——古代的优雅，全然对政府的依附以及无足轻重。新的君主在一切方面将其自身的形象显示出来。

在这样实际上权力无限的君主之下，很少有宪法的余地了，那种以公民、元老院与数位行政官合作为基础的旧共和国也更无法继续。恺撒彻底恢复旧传统：公民集会与国王并存，系主权——人民意志——的至高表现；元老院恢复其原始作用：在受到咨询的时候向统治者进言；统治者则将行政权集于一身，和古王一样，身边没有独立的官员。

立法

在立法方面，这位民主君王紧守古罗马金言，即只有人民在国王的召集下才有治理国家的权力；而恺撒的行事也照例由人民的谕令批准。当然，古代的战士集会所含有的力量与权威——半道德意义，半政治意义——确实已经不可能再注入这个时期所谓的公民议事集会了。在古代的体制中，公民的立法行为虽然极为受到限制，却是真实的，活生生的；而现在这新体制，却只不过是个影子。因此，对这个公民议事集会不需加任何特别限制，多年的经验已经显示，每个政府——寡头的，以及君主的——都可以跟这个徒具形式的主权主体保持良好的关系。恺撒时代的公民议事集会实际的重要性只有一端，就是由于在原则上它们保留了人民的主权，因而构成了一种保护措施，以防绝对统治。但恺撒却同时也恢复了古代国家法制的另一个箴言，即，唯一行政长官的命令，于其在任期间，乃是无条件有效的；立法权虽然只属于国王与公民之联合制定，但国王的敕令至少在国王退位之前是与法律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