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及中国成长（第4/18页）

霍布斯世界没有普遍性语言，次生型列强各自伸张自己的正义。次生型列强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欧洲列强，它们大多是独立或建国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或边缘国家，继承了一战前国际体系的政治资源和政治逻辑；更重要的是：它们将一战前的政治逻辑内化于自身。新列强的建国过程通常就是一种内向殖民主义或深化殖民主义，更广泛、更彻底地展开欧洲国家仅仅在沿海塑造的“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模式，例如列宁主义建国运动曾经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亚非新兴国家盛极一时。主要原因其实在于，当地精英认为：这种模式能以最快的速度，将统一的“现代化”模式空投到五色斑斓的各种“传统多元社会”。基于同样的理由，新列强的毗邻外交比原先的欧洲国家更具霸权色彩，只有威尔逊世界的干预才能阻止它们酿成更大的灾难，这种干预有时被称为“新殖民主义”。新兴列强往往厌恶“新殖民主义”，主要原因类似路易十四厌恶奥兰治亲王的“大联盟”；但在宪制和安全意义上，它们都很难脱离这种体系而不严重损害自身。

实力均衡体系在“新殖民主义”的规训下，大体上能够约束次生型列强的冒险行动。没有这种约束，伊拉克原本有机会成长为另一个昭和帝国，孟加拉也早已成为另一个“满洲国”。在东亚，奥兰治式外交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美国的“离岸平衡”战略将东亚分为两大阵营：一方是中国-大陆核心，另一方是太平洋-近岸群岛。自《旧金山条约》签署以来，实力均衡大体能够自行维持，新兴列强的冒险行动寥寥无几，每一次都在美国果断而节制的干涉下迅速复原。前三十年的东亚奇迹和后三十年的中国奇迹都是这一体系的产物。20世纪前半叶和20世纪后半叶的东亚安全形势形成了尖刻的对照，后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和发展设置了坚固的安全防护栏。然而，保护和约束是同一件事。错误的历史认识和错误的自我定位很容易将新兴列强引入歧途，致其忽视世界体系的层级差序，将威尔逊世界的警察行动仅仅视为霍布斯世界的另一个列强的争霸行动，低估脱离世界秩序的危险性。一个假设的东亚国际体系如果丧失了威尔逊世界的宪制性约束和仲裁性战争，保留了霍布斯世界的国家理由和政治逻辑，势必出现以下的景观：日本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得到充分保障，同时不能容忍大陆形成可能威胁自身的霸国。

“没有不属于领主的土地”是8世纪到11世纪封建君侯竞争产生的法律虚拟，在此之前，无形态的准政治团体占据了欧洲大部分土地；“没有不属于主权国家的土地”则是17世纪到19世纪列强竞争产生的法律虚拟，而在此之前，无形态的准政治团体占据了全世界大部分土地。在这些地区，殖民主义通常意味着国家建构的开始，反殖民主义通常意味着国家建构的深化。反殖民主义不是殖民主义的对立面，而是殖民主义的继续。本地精英继承了欧洲老师的衣钵，将白人的事业发扬光大，但经常没有继承欧洲的政治习惯和政治伦理。虚拟往往比现实走得更远，许多在法律上有主的土地和人口实际上仍然停留在国家建构前的状态，例如英印帝国的西北边境地区（今天的塔利班家园）；或是一度存在的脆弱建构已经瓦解，例如索马里。这里只存在达尔文意义上的赤裸斗争，不承认也不履行霍布斯世界的任何游戏规则。

蛮族或“没有律法的下等人”位于实力均衡体系的外围，经常遭到实力均衡体系的侵蚀。在失败国家和国家建构之前的达尔文世界，众多的准行为主体争夺成长为行为主体的极少数机会。永久性无形态战争构成达尔文世界的正常状态，国际体系止步于达尔文世界和霍布斯世界的边陲。霍布斯主体的自发生成和实力均衡体系的外来入侵都可能在达尔文世界内部创造秩序生成的机会：牺牲众多准行为主体为原材料，从而造就少数新行为主体。从达尔文世界的角度看，战争不是资源的争夺，而是组织的涌现；入侵不是资源的输出，而是组织的输入。组织和规则才是达尔文世界的真正稀缺品，只有这两者才能为准行为主体提供升级的机会。19世纪以后，霍布斯世界的竞技已经深入地球每一个角落，秩序自发生成的造法作用急剧降低，外来入侵催化的分量急剧上升。几千年来，阿富汗山民不断向波斯和印度输送帝国建设者，然而，真正的阿富汗近代国家产生于英印帝国的防御性远征和“守在四夷”政策。

近代意义的政治与霍布斯主体同时诞生，个人与国家、权利与规则都是这一过程建构的产物。在此之前，在此之外，生物人及其群体只能遵循达尔文主义的原理。集体安全体系无法向无规则世界输出规则，无法向无主体世界发动战争，只能仲裁中间层（霍布斯世界）对外围（达尔文世界）的不当干预，或推动自我保护的单边“公共卫生措施”。霍布斯世界从达尔文世界汲取资源，向达尔文世界输出秩序，却是顺理成章的流程。达尔文世界的无形态战争一旦获得形态，自然就会凝聚为霍布斯主体和现实政治。大多数次生型国家都产生于这样的进程。从世界秩序的整体看，霍布斯世界既是威尔逊世界的挑战者，又是它的守护者。权利政治在威尔逊世界的外围反对现实政治，对自己有利；在霍布斯世界的外围反对现实政治，却对自己有害。美国历史上大多数外交成就属于前者，包括推翻纳粹；大多数外交失误属于后者，包括解散大英帝国和家长君主制政权。如果只从国家利益和霸权稳定的理论框架来分析，这样的现象都是无法解释的。即使在二者构成某些列强直接反应模式的情况下，行为主体的互动和国际演化的后继结果也总是符合世界差序格局的规范。

仲裁者与赐予者，实力与恩典

机遇是达尔文世界的法则，实力是霍布斯世界的法则，权利是威尔逊世界的法则。法则不能跨越边界，集体安全体系必须在霍布斯世界实施实力仲裁，在达尔文世界实施恩典赐予。扩大权利政治的先决条件是扩大威尔逊世界的边界：为威尔逊世界牺牲霍布斯世界，为霍布斯世界牺牲达尔文世界。集体安全体系如果不能扩大威尔逊世界的疆域，却错误地在霍布斯世界和达尔文世界实施权利政治，将导致世界安全体系甚至文明体系本身的退化乃至灭亡。集体安全体系如果错误地混淆“实力对抗权利”和“实力对抗机遇”，宽容前者或打击后者，都将导致灾难。前者将导致威尔逊世界的衰败，文明向17世纪的现实政治退化；后者将破坏霍布斯主体的生成和扩张，导致无形态战争的蔓延。只有霍布斯主体才能在达尔文世界生成安全规则，威尔逊世界只有在安全规则存在的前提下才能实施仲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