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及中国成长（第5/18页）

区别对待或所谓的“双重标准”其实是世界差序格局在外交政策上的自然流露。威尔逊世界的基本问题不在于实施“多重标准”，而在于错误地放弃“多重标准”或颠倒了“多重标准”的适用对象。集体安全体系使威尔逊世界的内部冲突变成了积累司法惯例的步骤，使小国无须害怕大国。美国宪法使赖债者罗德岛不必惧怕弗吉尼亚，而同样赖债的墨西哥却必须面对讨债的大军；北约则使侵占者冰岛不必惧怕英国，而同样侵占的阿根廷却必须面对报复的大军。但威尔逊世界作为整体，自身就位于霍布斯世界的现实政治之中，在霍布斯实体的眼中，它只是同类实体当中的最强者。权利的语言只对法律实体有效，对政治实体无效。在中间层的实力均衡体系中，候补霸国向统治霸国的挑战注定会周而复始。威尔逊世界如果决定维持自身的安全和内部的权利政治，就只有一种选择——它必须继承帝国的课业：根据权利政治的理由，持之以恒地训练合格的优等生；根据现实政治的理由，周期性地摧毁挑战者。如果霍布斯实体不再指望更加强大，而是指望更加正确，那么它就已经具备了优等生的资格，不会在霍布斯世界内长期停留了。当塞尔维亚人和日本人认同他们的教师，对鞭挞的训练心怀感激时，它们就处在这样的位置。俄罗斯和伊朗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体系，预示它们的未来仍然在中间层。

实力的语言只对政治实体有效，对生物实体无效。达尔文实体在它能够利用机遇升级为政治实体之前，没有任何训练能使它掌握权利政治的游戏规则。干预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意义：提供组织和秩序的凝结核，培养具备责任能力的政治实体。在爪牙浴血的外圈，公义是个毫无意义的词，这里属于恩典。恩典的降临与恩典接受者的自身特点或作为没有确定关系，既不是奖赏也不是交换，仅仅取决于赐予者单方面的需要。接受者的世界没有任何语言或逻辑能够解释恩典，它只有在接受恩典以后才有可能理解赐予者的世界。达尔文实体不能指望依靠更加正确或更加强大而超过自己的同类，增加赢得恩典的机遇。恩典在1848年突然降临到克罗地亚人头上，在1991年突然降临到库尔德人头上，此后的百年，霍布斯世界就增添了新的玩家。这里就是神性历史的边界所在，任何人都不得向奇点[2] 询问“为什么”，原因仅仅在于：犹太人不能问，为什么上帝不把应许之地放在乌干达；生物学家不能问，为什么造就你的受精卵没有留在输卵管内。

自我对世界的认知就是一面镜子，照亮了世界体系和自身的真实位置。1998年，欧洲的舆论领袖抱怨说：“至少在欧洲不能这样做。”（在非洲似乎可以勉强容忍。）他们无意中暴露了三件事：其一，他们不允许威尔逊世界的边界后退，也不允许威尔逊世界倒退回集体安全体系建立前的状况；其二，塞尔维亚位于威尔逊世界与霍布斯世界的边疆，它仅仅需要适当的课业就能加入优等生的行列；其三，卢旺达位于霍布斯世界与达尔文世界的边疆，权利政治的语言在这里丧失了意义。2004年，俄罗斯政治家谈论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新“协约国”，他们无意中暴露了三件事：其一，他们用霍布斯世界的实力均衡外交反制他们假想的单边主义，暴露了自己身在霍布斯世界的地位；其二，法德的抗议基于多边决策程序原则，在威尔逊世界的权利政治中属于宪制争议而非实力较量；其三，伊拉克战争的胜利实施了世界秩序的宪法仲裁，再次证明集体安全体系就是合众国政治习惯的外延。

较之俄罗斯，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更为边缘。它如此爱慕现实政治的假想模式，为赢得霍布斯实体的资格无比自豪：位于霍布斯世界与达尔文世界的动荡边疆，以自身的存在为主要的资本。在旧金山诸条约（关于《旧金山和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未与会答约，因此从来是全面否定《旧金山和约》，也包括《旧金山和约》架构下所规范衍生的《中日和约》）构建的东亚势力均衡体系内，中国的处境最为孤立；但只有一项因素比中国的客观形势更危险，那就是它的主观判断。除地缘形势更加危险外，它的认知地图酷似1930年代的日本。昭和帝国身处多国体系的较低层次，左右有势均力敌的对手和旁观者，头顶有压倒优势的仲裁者，任何破坏博弈平衡的胜利都会将更多的旁观者驱入对手一方，仅仅仲裁者的存在就足以取消对手放弃的可能。昭和帝国若对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以来的欧洲外交史稍有认识，就应该明白：势力均衡体系不欢迎地方性强国的局部胜利，更不用说推倒重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了。然而，错误的自我定位使昭和日本作出了荒谬的判断：将态度和利益差异甚大的对手、旁观者和仲裁者视为沆瀣一气的阴谋集团。其实这样的集团只有在它自己企图全面推翻体系时才有形成的可能，从它坚持列强对等原则那天开始，昭和帝国就已经是一具依靠惯性走动的尸体。它拒绝承认绝境的倔强努力增加了死亡的痛苦和东亚的混乱，在几代人的时间内关闭了实现列强平等的可能性。

较之昭和日本，更不用说较之德国和俄罗斯，中国更是列强俱乐部的后来者，更难确定适当的位置。在霍布斯世界积累游戏规则的三百年间，我们是局外人；在威尔逊世界修正游戏规则的数十年间，我们是挑战者；现在，我们尚需明确自己的国际定位。游戏规则总是创始者宪制的延伸，总会将后来者的宪制变成自己的延伸，后来者为了争取融入国际体系的更高层次，通常需要对自己实施痛苦的改造。奥斯曼帝国在入口处，土耳其共和国在出口处。中国自觉和不自觉地依据自己在中间层的地位，能够理解来自内圈的实力干预，但它尚未赢得塑造、修改和解释游戏规则的核心资格，因此始终对规范世界的结构性力量缺乏良好感觉——内政和外交的政治习惯存在天然和本能的配合默契，犹如骑手和他一起长大的马儿。罗马人和英国人总是挥洒自如，因为他们自身就是国内和国际习惯法成长的连接枢纽。新兴列强的外交传统与自身的历史习惯割裂，依靠《万国公法》和国际关系学派的抽象理论，在蛮横与笨拙之间来回跳跃，因迟钝和误判付出的代价多于因实力不足，因结构性冲突付出的代价多于因迟钝和误判。如果经验不能形成完整的认知图，失败就不是成功之母，只是更大失败的上游。1937年的日本犹如落入蛛网的飞虫，用更大的努力换取了更深的绝境。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飞虫的眼中，蛛网是透明的，它能够有效利用的经验没有超出达尔文世界和霍布斯世界的范围，对它看不到，却能感受到后果的内圈只能形成错误的解释：敌对的实体比自己更强大，但仍然同是霍布斯实体；运用霍布斯世界的规则和武器，并不是不能胜利。在日本自己的经验世界内，这种结论并非不合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