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16/64页）

这是哪儿？还没来得及看他们驶进的站台叫什么，他们就被拉下了车。她和所有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别无二致，都注意到这里是苍翠繁茂的田园乡村，绿油油的草地，金闪闪的麦田，夏日的清新空气扑面而来，一群蜜蜂在耳旁嗡嗡嗡地叫。天空有鸟儿飞过，有云朵飘过。经历了多日充斥着恶臭与燥热的拘禁后，眼前的一切恍然如梦。也许，接下来的日子没有那么糟。

她跟着爸爸妈妈穿过一道带着棘铁丝的大门，两边的守卫持枪而立。接着，她看到了一排排阴森的营房，方才的兴致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挨得离妈妈更近了一些。警察们开始大声命令女人与儿童去右边的那排营房，男人去左边的那排。女孩无助地拉着妈妈，看见她爸爸被推进一群男人中间。身边没了爸爸，她更害怕了，可又无力反抗，一排排的枪口正对着他们。她的妈妈一动不动，眼神变得涣散，了无生气。她脸色苍白而又虚弱。

女孩牵着妈妈的手，警察们推搡着她们进了营房。里头光秃秃的，只在稻草上铺着木板，又脏又臭。厕所就在外面，但所谓厕所不过就是一排开了个洞的木板而已。警察命令他们上厕所必须在这里，即便是小便也必须当着众人的面，像牲口一般。这让她很羞耻，觉得自己根本就解不出来，她肯定做不到的。她眼看着妈妈坐在洞口上了，不禁在羞愧中低下了头。最后，轮到她了，她流泪了，但愿没有人会看她。

透过棘铁丝网，女孩可以看到远处的小镇，教堂的黑色尖顶、水塔、屋顶、烟囱和树梢。她想，在离他们不远的房子里，人们可以睡在铺着床单的床上，盖着毯子，有食物吃，有水喝，穿着干净清爽的衣服。没有人冲着他们吼叫，也没有人会待他们如牲口一般。那些人与他们的营房之间，不过一道栅栏之隔。她听到了小镇上教堂的敲钟声。

她想，有些孩子是会来这里度假的，他们会来野餐、玩躲猫猫的游戏。即便现在是战时，相较于以往食物有些短缺，或者他们的爸爸还会到前线作战，这些孩子仍旧会有一个天真烂漫的童年，仍旧会有人视他们为掌上明珠。她实在不懂，为什么她和那些孩子之间会有这般云泥之别？为什么那些人会视营房里的人如草芥一般？是谁决定了这一切？这又是为什么呢？

他们只能喝到一些温热的卷心菜汤，但菜叶寥寥，全是渣滓，其他就什么都没有了。女孩看到一排被剥得精光的赤裸女人站在锈迹斑斑的铁盆底下，用涓涓细水冲刷着自己肮脏的身体。这些女人丑陋而怪诞，不论胖瘦老少，这些女人她统统不喜欢，她更不喜欢看到她们的裸体。女孩不想看到她们，她难以忍受眼前的画面。

女孩蜷缩在妈妈温暖的身旁，尽力不去想她的弟弟。她身上有点痒，头皮也在痒，她想洗个澡，和弟弟吃顿晚餐，再回到床上。她难以想象，这世上还有什么会比过去几天的遭遇更加糟糕，她想念她的朋友们，那些在学校同样也戴着小星星的女孩，多米尼克、索菲，还有艾格尼丝。不知她们怎么样了？她们有逃离吗？是否此刻正安全地躲在某处？阿梅勒是不是和她的亲人躲起来了？她会和阿梅勒、和朋友们重逢吗？她还能在九月重回学校念书吗？

她一夜无眠，她需要爸爸抚慰的触碰。她的肚子随着疼痛一阵一阵发紧，但她知道，若是没有允许，他们晚上是禁止离开营房的。她双手环着腹部，咬紧了牙关，但疼痛越来越剧烈了。她慢慢地起身，蹑手蹑脚地走过一排排熟睡的女人和孩子，来到了外面的公共厕所。

刺眼的探照灯扫过营区。女孩在木板上缩紧了身子，她朝着洞里看去，粪坑里满是蠕动的蛆虫。她怕瞭望塔上的警察看到她下身，便拉低了衣服遮住她的臀部。完事以后，她飞快地跑回营房。

营房里头的空气黏稠闷热，一些孩子在睡梦中发出抽噎声，她还听见一个女人正在呜咽。她转向妈妈，那张脸瘦削而苍白。

那个快乐幸福的女人已经不复存在了，妈妈不会再揽她入怀，轻轻呼唤着自己的犹太小名。从前，妈妈的头发是光泽的蜜糖色，脸颊丰润饱满，所有的邻居和商铺老板都会叫她的名字和她打招呼。妈妈身上有温暖和令人舒适的母亲气息，那是一种混合着食物、香皂和安静衣物的芬芳。妈妈的笑容那么有感染力，她曾说过，哪怕是战争，他们也会安然度过，因为在这个家庭里凝聚着难以摧毁的爱。

那个女人正在妈妈身上一点一滴地消逝，她已经枯萎了，褪色了，脸上再也没有笑容浮现，浑身都是痛苦的臭味。那一头秀发，早已白发横生，干枯而脆弱了。

女孩觉得，她的妈妈已经死了。

那位老妇人用她那双水汪汪的混浊眼睛盯着我和班贝尔。我猜，她怕是得有一百岁了。笑的时候，嘴里一颗牙齿都没了，像初生的婴孩一般。和她相比，玛玫简直就是青春期的少女。她儿子在乐拉敦路上开了一间报刊亭，她就住在楼上狭窄的公寓里，到处是遍布灰尘的家具、虫蛀的碎布以及枯萎的植物。我们走进去自我介绍时，那位年迈的老妇人就坐在窗边的手扶椅里。看到我们这样冒昧的访客，她看上去很高兴。

“所以，你们是美国记者啰？”她颤巍巍地开口问我们。

“一个美国记者和一个英国记者。”班贝尔纠正道。

“你们对冬赛馆事件很感兴趣？”她问。

我拿出一支笔和一沓纸来，摊放在我的膝头。

“夫人，您对那场逮捕事件还有什么印象吗？”我问，“您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吗？哪怕是细枝末节的东西。”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

“年轻的小姐，你以为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是吧？你以为我都忘了吧？”

“好吧。”我说，“那毕竟是多年以前的事了。”

“你多大了？”她赤裸裸地这样问我。

我的脸有些涨红起来，班贝尔在他的镜头后悄悄地翘起了嘴角。

“四十五岁了。”我说。

“我快要九十五岁了。”她说着，露出光秃秃的牙床来，“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那天，我三十五岁了，比现在的你要小十岁。我记得，我记得那天的一切。”

她停了下来，暗淡的眼眸看向窗外的街道。

“我记得，那天很早我就被窗外巴士的轰鸣声给吵醒了。我朝窗外看去，一辆辆巴士驶了过来。那都是我们城区的公交车，白绿相间，好多好多辆，曾经我每天都会坐。我很奇怪，为什么它们会开到这里来。接着，很多人下了车，几乎全都是孩子，好多好多孩子。你也知道，要忘掉那些孩子绝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