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第9/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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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判刑后，崔胜民被转到樟宜P厅，在那儿，所有犯人作为同类住在一起——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他领到一件标有英文CD字样的土棕色制服。有人告诉他这两个字母意味着他被判了死刑。崔胜民注意到那儿的每个CD都像热锅上的蚂蚁，想用这样或那样的活动填充时日，每个人看着都既不颓丧，也不明显担忧未来会发生什么。他自己感觉一块石头落地，有些别的什么东西正慢慢像裹尸布似的罩住他，他感觉这两种情形都千真万确，他一直都有说不清的害怕和自卑的情绪，它们似乎烟消云散了，那些都不重要了，因为现在轮到他要被杀了。

每天早晨，他们被赶出牢房，被迫洗漱，开始又一天填满空虚的时间。他们不穿衬衣，坐在牢房围起的热得像烤炉的廊道里要么下围棋，要么下象棋，要么重读手头上的几本书或某本杂志，要么独自坐着。每隔几周，一个印度籍上尉会过来宣布处决令，他戴银丝边眼镜，镜片后亮晶晶的蝌蚪眼慢悠悠地左右游动。犯人们会一言不发地等着，吓得一动不动，想知道要死的是谁，听到不是自己而是旁边那个人，每个人都如释重负。

印度籍上尉第三次到访，崔胜民知道他要死了，这不是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感觉，在那个时刻，他好像什么感觉也没有。他也不是从递给他的那张纸上知道的。他拿着那张纸，有人告诉他纸上写着什么，但他无法把他自己、他的命跟那内容联起来。

他抬头四下看P厅。那是一张纸，一点儿价值没有，而他是一个男人。一个男人有价值，很重要，崔胜民在心里这样理论。一个男人充满那么多念头，那么多变化，崔胜民想说。一个男人，无论好坏，都意义重大。这个毫无价值、永不变化的东西不可能意味着在他内心里活动变化的东西的终结善的、恶的、宏大的。

然而，它的确意味着这终结。

从其他人如释重负的表情中，他终于明白他将于第二天早上被处决。他感到其他人的如释重负像炙热的火焰。

监狱为四个将死的人提供了日本料理和香烟。一个和尚跟他们一起就餐。从没对宗教想过太多，崔胜民记起他父亲有一次说他是天道教徒，他也从没太多想过他父亲，这个和尚在场让他很愤怒。

崔胜民低头看着那份米饭酱汤和天妇罗。他渴望能吃到母亲做的辣泡菜，他痛恨这清淡寡味的日本料理。但目前愤怒和仇恨对他没好处。如果他吃了他的最后一餐，这会是他的最后一餐；如果他不吃，那么，不等到真死了，他不能算死。也许在他同意哪一餐该是他最后一餐以前，还会有几餐。但他不同意这一餐是他最后一餐。吃最后一餐表示他同意他的死不可避免。但对他的死亡，他没有同意。

他抽着分给他的烟，其他要被处死的人谈起亲人，他一言不发。他跟他们的谈话格格不入，一张纸反对着他如有着广阔力量的生命。

吃完饭，看守抬进几样测量仪，把它们放在地上，打手势叫他站上去，他一直一言不发。他们称他的体重。他们量他的身高。他知道为什么，有人告诉过他。想不通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他们告诉他就好像他们对绞架的知识从吃娘奶时就有。

他们说，刽子手会依照他的身高体重来确定麻制绞索的长度和承重量，以确定他被吊起的高度恰好，并最大化落下时的拉力，从而瞬间拽断他的脖子。刽子手会装满一个跟崔胜民等重的沙袋，把它系在绞索上，吊上一整夜——为了使绞索拉伸、绷紧——这样，明天崔胜民从活板口落下吊起时，身体就不会在绳上弹跳。没弹跳，脖子应该会马上被扯断。

他记得一个日本军官在被绞死的前晚表现出惊人的镇定。看守来给他称体重，他用磕磕巴巴的英语告诉他们，他将为日本而死，让战俘为天皇努力工作，他不感到羞耻，作为军人，他认为，只因为他的国家战败了，他才要死。

崔胜民渴望也能有这样的明晰和肯定。日本人有，至少他过去一直觉得日本人有。现在他能看清他原先在战俘身上感觉到的是什么，他极力要用拳头、靴子从战俘身上砸出来的是什么——澳大利亚人也有这样的明晰和肯定。每个人都有，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也许除他以外。

绞架在穿廊后面，崔胜民和其他三个人坐在那儿，等最后一次被铐起来。哪天如果有绞刑，行刑日期没定的死刑犯就在厅里静悄悄地等，能听到那天要被处死的人走上绞架的脚步声和他临终说的话。日本军官喊“天皇万岁！”活板门啪的打开，几乎同时是一声沉重的闷响。

但对他，一个韩国人，这样的态度有什么价值和好处？崔胜民想。他为他的国家什么也没做过，他的国家为他什么也没做过。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信仰。他想到他的父母，想象他们得知他死讯后的剧烈痛苦，他明白，关于他为什么死，他连一个充足理由都给不了他们——除了五十块钱一个月的薪水。

他们在等待死亡的接待室里候着，一个被判死刑、名叫最上健二的看守在唱歌。他们在同一个战俘营里干过一阵子。他们叫他“山狮”，但他从没伤害过任何人，他也得死。崔胜民记得一个澳大利亚人唱歌，还有他怎样使这个澳大利亚人不唱了，但对最上健二唱歌，他无法干预。日本军官单个儿行事充满自信，对别人满不在乎。接着，他们被带回各自的牢房。

他睡不着。他几乎痛苦地感到活着、醒着，想要品尝、经历他生命的每一秒。对无法逃走感到恐慌，对没拿到五十块钱感到愤怒，为了使他的心不要在这两者之间狂乱地反复，他尽力去想其他人在被绞死前是怎样应对的。

“为伟大韩国加油！”走着他厄运难逃的十三步，一个韩国人高喊。

什么伟大韩国？崔胜民不明白。我的五十块钱呢？我不是韩国人，他心里对自己说。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一个殖民地的人。我的五十块钱在哪儿？他想要知道。在哪儿？

当农民的父亲想过让他受教育，但日子艰难，上了三年初级小学，知道了一些日本神话和历史，他就离开学校，到一个韩国人家作用人。他们给他提供住宿，每月给他两日元，经常殴打他。他当时八岁。十二岁时，他到一个日本人家做工，他们给他住，给他每月六日元，给他视情况而定的抽打。十五岁时，他听说日本人在招募看守——为了叫他们去位于帝国其他地方的战俘营里工作。薪水每月五十块。为了相似数额的薪水，他十三岁的妹妹向日本人报名去伪满洲国当慰安妇。她对他说她会在医院里帮着照护军人，跟他一样，妹妹非常兴奋。她不认字，也不会写字，他再没从她那儿收到一言半语，自从知道慰安妇是干什么的，他尽力不去想她，如果想了，他盼她死，为了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