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没有死亡，只有凋零

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真值得叫人尊重。五年前，他们把我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改编成三十集电视连续剧《盘龙卧虎高山顶》，一番热播以后，取得了不错的收视业绩。尔后，他们又将我一部早年写的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改编成三十集电视连续剧剧本。

剧本已经出来。春节前，编剧老韩送来剧本，说在拍摄之前，让我给改一改，圆满圆满，再就是给一个授权。

说到改本子，我满口应承，我说这是原作者的本分。如果他肚子里还有一些货，他一定要掏净，免得等拍出来以后，看着遗憾。我还说，这是对观众负责，也是对我自己负责。

于是我从甲午年春节，也就是大年初一那天开始，每天坐到电脑前拿个手写板，边看边改，每天三集，直到正月初十晚上完成。我当然没有大动，只是将那些对话，那些场景，那些我还一直念念不忘的生活积累，无私地奉献出来，献给这部即将开拍的电视剧。

剧本总地来说还是不错的。增添了许多人物，铺陈了广阔背景，故事继续沿着我小说的那个主干线行走，但是旁枝横生，热热闹闹，人物粉墨登场，个性张扬，充满了中国电视剧以前所没有的许多元素。记得整整二十六年前，央视就有将《遥远的白房子》改成电视剧的想法。我到央视去，当时的台长杨伟光先生，在央视旁边的财政部招待所里约见我，谈过这事。想不到他们还一直念念不忘，时间过去这么久了，还记得这事。这真叫人感动。

这是第一件事，即改剧本和认可剧本的事。第二件是签授权书，这才是编剧老韩找我的主要目的。老韩坐在我的工作室里，端着茶杯，谈到这授权书，很紧张，明显地能看出他压力很大，我明白，他一是怕我不签字，二是怕我漫天要价。

老韩说，为了拿出这个剧本，他们花了有十多年的时间了，五十多万字的工作量，数不清的场景描写，翻来覆去几十次地改本子，他们硬是出于对这部名作的热爱，咬着牙把它完成。

他还说，央视送审已经通过，委托张纪中导演和他的团队拍摄。开拍前，为稳妥起见，又将剧本送呈新疆自治区宣传部审查。审查意见已经回来，意见主要有两条：一是注意民族问题，二是注意与上合成员国组织的关系问题。现在，他们的团队，正就这两个问题修改或削弱某些部分。老韩还说，导演有信心，将它拍成一部类似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那样的西部经典。

我说，别的不说了，交给你们了，你们愿意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作品一经出版，变成铅字，它就成为一个独立体，有了它自己的命运。相信能拍好。至于转让费嘛，我停顿了一下，笑盈盈地伸出一个指头。

“一个指头是多少？”老韩很紧张。

我说：“不是六位数，也不是七位数，更不是八位数，而是——个位数！”

“一块钱！”

“是的，一块钱！希望你们拍好。”

老韩长出了一口气，我也长出了一口气。然后，我走过去点燃了一炷香。

就这样，我签了个一元钱转让费的合同。然后，我们喝酒。最后分手时，我让老韩将我的最好的酒带两瓶去，送给导演，为他的拍摄以壮行色。

“守土有责，北方安宁”是我给这部电视剧定的主题词。当年，它也是我写这部小说时的主题词。

我希望他们拍好。我感谢他们，能将我的作品借助影视“放大”，得到更多的受众，这叫我高兴。这些年来，我对中国的批评界已经深深地失望，明白他们有限的视力很难关注到我的创作。我也对所谓的文学评奖之类早已心灰意冷，他们把中国文学引导得格局越来越小越弱。这就是为什么我重视影视剧改编的原因，我更看重后者，我把读者对我的作品的认可当作最高褒奖。

1972年12月14日上午，在渭河畔那个小小的村庄，我的家乡，我穿上军装，16日到县上集中，17日从西安坐上铁闷子车，于是，这三百多个关中子弟兵在那个多雪的冬天，踏上去新疆的路途。四天五夜之后，到达乌市。在乌市一个大剧场的戏台上和过道里，合装歇息一夜后，分别被装进一长溜大卡车里，向北向北，五天以后，这三百多人中，一半的人到了中苏边界，一半的人到了中蒙边界。从军的年代就这样开始了。

这三百多人或当兵三年，或四年，或五年，然后复员，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重新回到家乡，回到他们的小村子去。我是1977年的4月10日离开边防站的。从进站到离开，是四年半的时间。过去说是五年，那是大致的说法，严格地讲来是“五个年头”。

我计算了一下，从进站到离开，这五个年头，我一共得到的供养费不到一千元。第一年，津贴费每月十一块，第二年每月是十二块，第三年每月是十三块，第四年是十五块，第五年是二十块。然后复员时，复员费是六十块。再就是医疗补助是八十块。这就是五年中这个士兵得到的全部供养。

医疗费这事的得到很有趣。营部派了个兽医，到各边防站巡回，给每个退伍兵检查身体。医疗补助费最高是一百块，最低是四十块。兽医姓许，大家都叫他许医生，而不叫他许兽医。因为他谈了几个对象，领到部队后，大家叫一声许兽医，对象一听，就不高兴了，抬脚走人了，所以他忌讳人家叫他“兽医”。他是天津人。

我敲了敲边防站医务室的门，喊了声“报告”，推门进去，并且很响亮地叫了声“许医生”。许医生问我有什么病，叫我一一道来。我说我的大门牙掉了，在一次摔马中磕掉的。许医生真诚地说，这个医疗补助只能是四十块，你再说说看。于是我说我有关节炎，不但关节疼，而且凉气窜到腰眼上，腰都直不起来了。

许医生听到这话，就高兴了。他说这是慢性病，可以拿到八十元医疗补助费，于是他就在表上填写了。临出门时，他对我说，关节炎到了内地，不用治疗，就会好的。正应了许医生的话，关节炎到了内地之后，果然不治自愈了，但是，当晚境渐来以后，它突然重新发作，回到了我的身上，而且变得异常的严重。湿邪之气从膝盖窜到腰间，腰疼得直不起来，蹲在坐便器上起不来，弯腰穿袜子也做不到，晚上睡觉时，腰蜷得像一个弓一样。接下来，腰轻了，湿邪之气又窜上了肩周，胳膊抬不起来了，肩胛那地方，渗凉渗凉，僵硬僵硬。

我相信那三百多名退伍士兵，我的乡党，他们的身体状况大约和我都差不多。有些甚至还不如我，因为他们大都生活在农村，那里条件更差一些。当年我怀着一种很重要的崇高感，一种界桩的后面就是祖国的信念，在那块孤寂的要塞上，守了五年，当你回到内地后，你发现你其实什么都不是，你的崇高很可笑，很滑稽，没有人买你的账，也没有人关心你。每当看到美国大片《第一滴血》时，我就不由得有无限悲凉之感，我能体会到那主人公为什么那样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