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蛾已经出生,巨著总会完成(第12/15页)
现在回到“程韩事件”上。虽然程永新为韩东批评《收获》的言论感到憋屈和愤怒,然而,如果我们暂且把道德上的细节搁在一边,仅仅就事论事,就可以发现此事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公平地说,程永新的这番话,有可以理解的“悲愤”。中国的传统,讲究知恩图报、礼尚往来。《收获》对韩东们如此青眼有加,韩东们的确没有必要对这份刊物“放狠话”。但是,这段话也反映出了程永新在愤怒之中的口不择言,首先,将参与“断裂”行为的56个作家定位为“刚刚学习写作的新人”,是不大妥当的。诚然,这里面有少数几个年纪较轻,进入文坛时间不长,可以说是新人。但至少就我最为了解的诗歌方面而言,于坚、翟永明、吕德安、杨克等人都是成名十年以上的“老诗人”了,用“刚刚学习写作的新人”来概定他们,显得发言者对诗歌颇为外行。当然,也许程永新这样说是基于某个极为苛刻的前提,比如与卡夫卡、艾略特等人的成就来比较,这56个作家的确都是“新人”。可是,如果真的与卡夫卡、艾略特比较,不独这56个作家,所有中国作家不都是“刚刚学习写作的新人”吗?
其次,程永新把韩东和朱文比喻为“发育不良的侏儒”,以及说韩东“嘟嘟囔囔”、“落魄”、“病态”。有失厚道。无论如何,韩东“骂”《收获》,是对刊物的一种态度,针对的是“物”,没有涉及到人身攻击,而将一个健康的人说成是“发育不良的侏儒”,不仅有失风度,而且是明摆着的是进行人身侮辱了。
反观当时“断裂”行为出现的大背景,我们也许可以很“中庸”地认为:程、韩两人都没有错。从韩东的角度说,对《收获》的评价是整个“断裂”行为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他本无心在《收获》上下力气,他针对的更多的是一种文学体制,其中的偏激和决绝,也并不一定完全出自深思熟虑,而是一种策略上的需要。因此对于《收获》,可以说是一种无心之过,或者误伤;从程永新的角度来说,他身为《收获》的编辑,而且正好是韩东在《收获》发表作品的责任编辑,是作家的“伯乐”,他不可能不注重一个作者对曾经发表过其作品的刊物的评价,于是,作为众多回答中的一个,韩东对《收获》的评价被专门拎了出来,就显得异常突兀而刺眼。当人们——特别是与《收获》关系良好的人们——把这一原本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观点落足到具体的细节之中,“忘恩负义”和“吃完奶后不认娘”的“帽子”也就无法避免地被戴上了。
事实上,韩东一开始就预料到自己可能面临的指责,所以,他在1998年《北京文学》第10期发表的《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一文里,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可以说,韩东的回答比程永新的质疑整整早了10年:
我们备受指责的地方还在于所谓的“自相矛盾”。比如问卷上的问题涉及到对《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读书》、《收获》、“鲁迅文学奖”等的具体评价问题。《小说月报》曾两次刊登我的小说,《读书》转载过我的谈话,《收获》五次刊登我的小说,我亦是“鲁迅文学奖”的提名人,《小说选刊》因没有刊登过我的小说特地向我表达了歉意,对此我将作何解释?我觉得所有这些与我对它们如何评价是两回事,它们对我个人所做的与它们的基本倾向以及所扮演的角色是两回事。如果有人因此指责我“恩将仇报”那也没办法。
这里面还牵引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那就是:究竟是刊物成全了作者,还是作者成全了刊物的问题。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刊物发表了作家的重要作品,作家应该心存感激,日后不能对刊物产生不敬。问题真有如此简单吗?我们不妨反过来想,如果作家的作品让更多的后来者认同并喜欢一份刊物,这份刊物是不是也应该对作者心存感激?再说,选发优秀的作品原本就是编辑本身的工作职责,作为编辑,何必因为自己当过“伯乐”而强求别人一辈子感恩戴德?所以,在遇到像“断裂”行为这样的特殊情况时,人们不妨宽容些,多想一想青年作家们的吁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因素,不必过于在意那些未经过深思熟虑的激愤之语。
“断裂”之后,《收获》是否还继续发表韩东的作品,我没有专门考证过,但据我所知,与《收获》齐名的《花城》杂志对韩东的支持并不亚于《收获》,甚至尤有过之,韩东不仅在《花城》发表过多部重要中短篇,他的《扎根》、《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知青变形记》都是在《花城》发表的。
如果说《收获》与韩东的关系“逐渐疏远”只是个别编辑与作者之间的个人行为,那么“断裂”行为对于坚的影响则要长久和深刻得多。当年,对“断裂问卷”的第七个问题——“你是否以鲁迅作为自己写作的楷模?你认为作为思想权威的鲁迅对当代中国文学有无指导意义?”于坚的回答是:“我年轻时,读过他的书,在为人上受他影响。但后来,我一想到这位导师说什么‘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五千年只看见吃人’,我就觉得他正是‘乌烟瘴气鸟导师’,误人子弟啊!”
起初,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回答了就完事了,没有人找于坚的麻烦,孰料近十年之后的2007年底,于坚的诗集《只有大海苍茫如幕》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这一回答的严重后果就显露出来了。一大批老作家老诗人频频发表文章批判于坚,并向有关部门甚至国家领导人写信,强烈要求于坚到鲁迅坟前磕头谢罪,并取消其鲁迅文学奖资格。对于这一事件,我在《我们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十
和所有诗人一样,优秀如韩东者也不可能字字珠玑。韩东也有一些诗句写得过于直白和随意,比如“这是冬天荒唐的景色/这是中国的罗马大街/太阳的钥匙圈还别在腰上/霞光已打开了白天的门”,“我也曾坐在床头/等待着你的归来/你也曾向你的父母告假/那假期多长多甜蜜”,“如果一万人在海面打捞,我只对你吐露珍珠”……
尽管部分诗歌过于随意,但不能因此质疑韩东的创作态度,事实上韩东的认真几乎无人能比。在80年代中期,他就认为,写诗不单要依靠技巧和心智,更与诗人的整个生命有关。因此,透过韩东看似无所谓的表情,我们可以看到他严肃孤苦的内心。如果没有这份认真,很难想像韩东在达到诗歌的高峰后还能抽身出来进行小说创作,成为“诗人小说家”的中坚和“晚生代作家”的代表人物,并且同样影响了一大批更年轻的作家。他的一些中篇小说和《扎根》、《我和你》等长篇小说发表后,都引起巨大的反响。而由他主要编辑的诗歌民刊《他们》,团结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诗人,即使早已停刊,也属于一个时代难以绕过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