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蛾已经出生，巨著总会完成（第13/15页）

由于认真，有时候不免显得倔强，不仅在自己的创作中嫉“俗”如仇，也期望以高标准来要求整个文坛。前文所说的“断裂”行为应该可以算作以韩东、朱文为首的一代作家向文学体制中腐朽部分宣战的檄文。在文坛如政坛的中国，参与“断裂”行为的56个作家，做出这一举动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般的勇气。

关于“断裂”行为的初衷，韩东在接受常立的访问中进行了详细而生动的阐释：

起因就是，我们写小说嘛，写着写着就要进入系统了，像我和朱文当时发了不少东西，又获得好评，然后感觉上就是，快要走苏童、叶兆言的那条道路了。我说的一个词就是“虚席以待”，我们可以去作家协会，去做专业作家，那条作家的道路就很明确了。当个专业作家之后，然后就到处开笔会呀，参加活动呀，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实惠。我和朱文都比较烦这些个东西，很多人是被我们带进来的，怀着不同的心情和目的，参与了这件事。我始终不愿意我的写作受到任何干扰，但是，如果你进入了作协这样的地方，那你就要走那条道路……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比较讨厌。我写书就写完了是吧，写书之外，我愿意干吗就干吗，我愿意和朋友交往，我愿意上网，我不愿意受那么多的束缚。发起“断裂”，就是和这种生活方式，和所谓的文坛断开。

所有这一切，可以用朱文的话来概括：“我希望自己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想到了就去做。文学作为一个腐朽的名词如果让你感到厌烦，你不妨让它有时成为一个动词。”

然而，与世俗决裂的勇气仍然不是外在的，“断裂”之后，参与行动的不少作家诗人照样与他们所贬讽的刊物打交道，或明或暗地做着他们在“问卷”中所反对的事情。比如一个参加了“断裂”行为的作家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就进行了反省：“我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我必须参加这个事情，必须说话，必须参加这样的行为，卷入这个事件之中。但这是一种悖论，我不可能不参加，但一旦我参加了，当这个事情指向一个结果时，我又不喜欢。比如在回答‘断裂’问卷时，我说了一些话，后来在事情发展过程中我又说了一些话，这些话里，有些话我可能是对的，而有些话可能是错的。比如，对一些问题，后来想想，还是回答得不太好，因为这些问题我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而我采取一种无所谓的很不以为然的态度，去回答某些问题。这种做法，现在看来，我做得不够诚实。……如《读书》、《收获》这些问题我平时是不思考的，但回答时，我采取了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这种做法显然就是很欠妥的，因为这些杂志对目前的中国文学是有益的。……我想我对‘断裂’这个事情的厌恶情绪，后来的厌恶情绪就是由此产生的。它不能使我正确地对待我自己。”从这些看似迟疑、犹豫、反复实则坚决的话，我们可以推想到其他部分参与“行为”的作家内心的矛盾和冲突。全世界都如此，每一件看似悲壮的事情稍不留神就会衍变成作秀，56个参与者不像某首歌曲所唱的“56颗心”，谁能够保证光彩照人的脸面是不是因为涂抹了一层厚厚的脂粉呢？

这使我想起了某个下午的阅读经历——当我将几本作家访谈类书籍跳着读，竟然发现对同一个问题，同一个作家仅仅相隔三五年，见解就有天壤之别。严重的是，这种区别不是因为地易时移而发生的合理微调，而是背叛了自己以往正确的初衷，发生了质变。比如从当年的追求正直和公平变成了为油滑与庸俗辩解，从当年把写作当成陶冶性情的方式变成了将这种爱好用于追名逐利。总之，正好堕入他们当年嗤之以鼻的境地之中。这种思想的庸俗与他们作品的雅气形成的强烈反差，实在是无法不让人联想起崔健的歌词：“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鉴于这样的令人诧异的现象屡屡发生，用“道德的虚设”这个词来形容当前的文学创作，实在是太精到不过了。在文学作品中，在面对媒体时，很多作家显示出了道德上的光亮，乡村作家，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城市作家，就出淤泥而不染，不为五斗米折腰。那清洁完美的书生形象令读者仰慕不已。然而，这种高尚不过是一种“虚设”，生活中，他们庸俗透顶。一边吃肉一边抱怨肚子饿，一边乐呵呵地抱着儿子一边恶狠狠地骂娘，一边为了爬官而频频递交入党申请书一边大肆赞扬西方的制度。我们不忍心说这些作家虚伪，因为创作和生活有时候是不能画等号的，大兴文字狱的皇帝，在后花园里也会兴致勃勃地铺开宣纸呢。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作家是“分裂”的，他们在欺骗着自己的内心，他们所持重的道德优势只是在为自己名利挣工分，是一种博取眼球的幌子而已。因此在我看来，56个“断裂”问卷的答复者鱼龙混杂，里面有不少值得尊敬的知识分子，也存在这一些表面清高而内心庸俗的作家。

值得欣慰的是，活动的发起者韩东和朱文一直坚守初衷，对权势和名利不追逐，不妥协。无论结果如何，他们在人格上的独立值得敬重。

十一

韩东的作品我能记住将近十首，与海子、西川等人数目相仿。《温柔的部分》、《我们的朋友》、《明月降临》、《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在深圳的路灯下》、《你的手》……都是一个诗歌时代具有标志性的产品。我相信自己一定受过韩东的“恩惠”，那是1990到1994年间，我还在四川都江堰学习写诗。在那两年间囫囵吞枣地阅读了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现代诗作品，于坚、韩东的作品因为其文字上的随和而博得了我的好感。用柏桦的诗歌来表达，是“呵，我得感谢你们，我认识了时光”。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起过“第三代诗人”的口语诗对我的影响，但相信者寥寥，他们认为，我的方向与“口语”南辕北辙。读者的怀疑可以理解，因为我当年的那些幼稚之作一直没有胆量拿出来。

最早阅读到韩东的诗歌应该是在一本诗歌选上，书名是《青年诗选1985-1986》，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出版，收录了韩东、于坚、廖亦武、刘立云、简宁、大仙等人的作品。我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首先是因为在80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这一系列诗歌年选或双年选非常受读者的欢迎，其次，在读到这一系列图书时，我正与诗歌进行这疯狂地“恋爱”。周涛的《野马群》就是在这本书上读到的，读得我心潮澎湃，我不仅将它抄在笔记本上，还兴致勃勃地向一个玩得极为要好的同学推荐，而那位同学对文学毫无兴趣，他只“友情支持”式地淡淡地瞟了一眼，没有做声。后来我读到布罗茨基的《黑马》，总会想起周涛的《野马群》，尽管两者的风格和内容毫不相似。再后来，诗人们似乎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种向力与美致敬的爱好，以马、虎、豹为题材的作品蔚然成风，不仅我时常从大大小小的刊物上读到，我自己也写了一首《野马》来凑热闹。事实上当时我根本不知道野马为何物，对这种动物所代表的力、美与速度也理解不深，写下那样一首诗，无非是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诗歌爱好者向前行者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