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伊凡·谭纳系列(第7/15页)
然后,是伊凡·谭纳自己想的。彼时他急于找出逃离拉脱维亚的办法,遂只身前往爱沙尼亚的海港首府塔林碰运气。这番感受和心思有点康拉德的味道——“塔林的港边酒吧就像任何港口的港边酒吧一样。大家聊着女人和船,拼命喝酒,店里有十二种语言同时在交谈,而在这一切之下,是一种对法律和秩序的良性漠视。骨子里,每个船员都是走私贩子和无政府主义者。当一个人大部分时间都航行在开阔水域,身边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水手,他就会学会不要太服从于地球占四分之一土地的政府——出于某种神秘的理由,上帝觉得应该糟蹋掉这四分之一的地球,于是覆盖上陆地。”
当然不止这三段,但先这样。
这里,我们把这三段话从完整的小说中割出来,或者说“解放”出来,单独阅读,如本雅明所说“我发动武装抢劫,把这些句子拯救出来,让它熠熠发亮”,是试图多指出一种读小说的方法,一种见树不见林的读法,一种在小说森林中也试着单独凝视某一棵树的读法。
得简单说明一下的是,读小说有很多方法,多到你可以在概念上把它当无限多种好保护其开放性,因此意思上遂也等于是没有方法。这里,我们不是单独标示其中一种,而是“多”标示其中一种,也许仍有一定程度的风险,但只要记得方法和方法之间不要彼此排斥彼此取代就行了,而且,谁说一次阅读只能容纳一种视角、节奏、焦点和心思呢?而且,谁说同一部小说不可以再读一遍?
人其实可以远比自己以为的要自由灵活多了,人其实只是常画出一条想像的线,甚至架起带刺铁丝网限制自己而已。而这三段我们解放出来的精彩话语,恰恰好讲的就是这个,人的心并不难比塔林的酒吧更宽广,可以同时有十二种语言进行交谈,可以“良性漠视”法律和秩序,可以做个纵横四海的走私贩子和无政府主义者。
这三段话语构成的一幅无政府的迷人无边风景,一眼跳过,老实说,并不影响故事情节的正常进行,但博尔赫斯讲得好,小说并非只是情节而已,尤其是长篇小说。博尔赫斯以为,短篇的小说往往是一段情节、一个特别的故事,但长篇小说最终真正呈现的,却是某一个特殊的人物。就像《堂·吉诃德》真正呈现的是那位拉曼查的愁容骑士和他的随从桑丘·潘沙一样。往往,漫长、不免冒险的情节难保有不合理甚至失误,塞万提斯也有这个麻烦,但博尔赫斯以为,当他写成了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这些瑕疵便只是专业文学者的职业性挑剔和识者的笑谈而已。
一样的,在我们此刻手中这个漫长的、系列的密探冒险故事中,真正精彩迷人的、真正有别于其他拯救世界的英雄密探故事的,最终仍是这个无政府主义者伊凡·谭纳本人不是吗?
一开始就走了另一条路
这是我们这位闲着不睡觉的谭纳老兄的第三个跨国冒险故事,由一段浪漫凄迷到掉眼泪的跨国爱情故事(爱情如吃草的山羊,不懂得国界和带刺铁丝网)引发,但愈往前走愈臃肿邋遢直至不可收拾,最终,原先要从波罗的海老苏联铁幕里带出美丽女孩的最初意志得到贯彻,可也鬼使神差地顺便以及被迫做成了一大堆其他事情,更好笑的是,出发时是谭纳单操一人,回家时却扶老携幼一整个大旅行团,像《圣经·福音书》里耶稣诱拐渔夫彼得跟他走时所讲的话,“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
然而,要将这样一个滚雪球似的结果悉数归诸命运,那也不尽公平,毕竟,最开头的那颗小石子其实是谭纳自己有意无意扔下去的——我们谁都晓得,作为一个身怀秘密任务的密探,过的理应是某种“减法”的人生,这正是他的道德困境和人生宿命悲剧的原因,勒卡雷一部一部了不起的小说所触及的正是这个。他可能有家庭有小孩有朋友,而且理论上还非有不可,否则就容易启人疑窦,容易从他想隐身、如水滴溶入大海的社会之中异常地浮现出来;也就是说,一具正常家庭的“躯壳”,既是他人性上的自然需要,还是个必要的掩护。因此,他的真正困难不在于孑然一身,而是在非孑然一身的状况中狠着心(对亲人也对自己)时时保持一种实质的、内在的绝对孤独或说无情,有些秘密心事永远不可以讲,有些行为永远得背着所有人去做,有些再自然不过的情感永远有立入禁止的森严界线,不可以让它自在地、放心地发展,否则不仅可能危及一次任务的执行,更可能刨根似的直接瓦解那个终极性也同时是排他性的情感和信念,那就是密探世界的上帝,你时时准备为它而死的国家怪兽云云。这样子的自我减除、自我强迫的孤独,尤其在一次任务的前夕,那一刻你什么都得放下来,包括自己的命和所有他者的命,你的人生狭窄到只容一件事,陪伴你的只有镜子里头的自己。
但我们看伊凡·谭纳做了什么?他想顺便到马其顿去看他不小心遗留在那里的儿子,像我们正常人出发旅行时一样,好不容易又花时间又花金钱跑这么一趟,总要尽可能地利用甚至帮邻居谁谁买个礼物回来不是吗?
所以事情打从一开头就“错”了,在该运用减法那一刻,谭纳居然使用了加法,未来因此全然改观。
带来瘟疫的英雄
传统密探的减法故事,可不只表现于我们上述的接受任务准备行动那一刻而已,那只是这个减法运算的正式启动,它一样会滚雪球般展开来,愈演愈暴烈,直到故事落幕的前夕才真正抵达高峰;而且,它也绝不会局限于、满足于、运算于这个密探本人而已,接下来,它一个一个减除的,是所有旁及的倒霉他者,不管善恶是非,抵挡它的人得死,好心协助它的人死更快,因此,故事的最末尾高峰的运算答案,通常是最小的自然数“1”,也就是剩下这个密探本人一个而已,恍然如恶梦——好吧,好心一点的密探故事会多少再留点东西给我们,答案等于“2”,通常是个年轻的女性,衣衫褴褛、满脸血污、惊魂未定但还是很美丽的女性。
于是,在如此英雄故事的表面框架底下,我们真正读到的,其实是一个致命传染病爆发蔓延的医学实录,书中的主人翁密探是自己已产生抗体的带原者,是“伤寒玛丽”,他所到之处、所触碰之人总无一幸免;也仿佛是一则最严酷的优生学寓言,不分年龄、族裔、职业、性别,惟有那两个长最帅最美丽的才能活下来,这里的上帝是庸俗的,只看人外表长相的追星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