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家庭悲剧（第22/29页）

“我保证。”

“现在把您的计划告诉我。”

“这办不到，至少现在不成……”

沉默降临了。他想怎么办，这是不难明白的……

“再见，让我想想，”我说，但不由自主又说道：“为什么您要跟我谈这事？”

恩格尔松明白我的意思。

“该死的软弱啊！不过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我向您讲过这事。”

“可是我知道。”我答道，我们便分开了。

我为恩格尔松担心，生怕出什么乱子，这一定会使病人的身体遭到致命的打击，因此我不得不制止他把他的计划付诸实行。奥尔西尼看到这情形便直摇头，表示惋惜……这样，我非但没有制裁黑尔韦格，还救了他，但当然，这不是为了他，也不是为了我！这里谈不到温情，也谈不到宽容……

确实，对这个反派英雄谈得到什么宽容或同情呢？埃玛却吓坏了，跟福格特吵了一架，因为他谈起她的格奥尔格时很不客气；她又要求卡尔·埃德蒙写信给黑尔韦格，劝他安静地待在苏黎世，不要惹是生非，否则会自讨苦吃。我不知道卡尔·埃德蒙写了什么——这事不好办，但是黑尔韦格的答复非常妙。首先他说，他“不想责怪福格特，也不想责怪卡尔·埃德蒙”，然后又道，他和我之间的纽带是被我掐断的，因此一切都应该由我负责。他谈到了所有的事，甚至还为他的两面派作风辩护，最后他这么说：“我甚至不知道，这一切是不是可以称作背叛？这些无赖还谈什么钱——为了永远结束这种无聊的指责，我不妨公开声明，赫尔岑为了我们在这个苦闷的时期里一起度过的那些愉快而欢乐的时刻花费几千法郎，这是不能算贵的！”卡尔·埃德蒙说道：“讲得天花乱坠，漂亮极了，不过这是卑鄙无耻！”

卡尔·埃德蒙给他回了信，他说，对这样的信应该用棍子回答，只要他遇到他，就得这么办。

黑尔韦格不再作声了。

八

春天一到，病人好了一些。她大部分时间已经坐在安乐椅上，可以自己梳头了——自从生病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最后，她还可以听我念书，不觉得吃力了。我们打算，等她再好一些，便到塞维利亚或加的斯旅行一次。她但愿自己快些痊愈，她要活，要到西班牙去。

自从信被退回，一切都沉寂了，仿佛那对夫妻的良心也已发觉，他们已走到人们很少到达的极端，超过了界限，因此不敢再往前走了。

纳塔利娅还没有，也不急于下楼，她打算等3月25日我生日那天第一次下楼。她做了一件白美利奴羊毛衫准备这一天穿，我又在巴黎给她定购了一件银鼠皮斗篷。两三天前，纳塔利娅亲自写或由我代写了她要邀请的客人名单，除了恩格尔松夫妇，这便是奥尔西尼、福格特、莫尔蒂尼和帕切利夫妇93。

我生日前两天，奥莉加开始伤风和咳嗽了。城内发现了流行性感冒。夜间纳塔利娅两次起床，穿过卧室到育儿室去。这是温暖的夜，但起了风暴。早晨醒来，她自己也患了重感冒，咳嗽很厉害，到了傍晚便发烧了。

第二天她本想起身，但办不到：夜里发烧以后，她变得非常虚弱，病情恶化了。一切刚才露头的、微弱而可靠的希望都破灭了。不自然的咳嗽声向我们发出了不祥的预告。

纳塔利娅怎么也不肯通知客人取消宴会。到了两点钟，我们只得心事重重、愁眉不展地在餐桌边坐下，她没有参加。

帕切利夫人带来了她丈夫为我作的咏叹调独唱曲。这是一个忧郁、沉默、心地非常善良的女人。仿佛有一种悲伤压在她的心头，也许那是对贫穷的诅咒，或者她觉得生活许诺给她的应该不仅仅是没完没了地教些音乐课，得到一个平凡、软弱、承认自己不如她的丈夫的爱。

在我们家中，她觉得比在其他朋友家中更自在，更温暖。她以南欧人的热情爱着纳塔利娅。

便宴结束后，她在病人身边坐了一会儿，出来时脸色白得像纸一样。客人们请她唱她带来的咏叹调。她在钢琴前坐下，弹了几个和音，刚开始唱，突然惊恐地瞧了我一眼，流下了眼泪。她把头扑在琴上，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生日便这么结束了。客人们告别时几乎没有说一句话。我回到楼上，心里像压着一块石头。那可怕的咳嗽仍在继续。

这是葬礼的前奏曲。

而且是两次葬礼！

我的生日过后两个月，帕切利夫人也安葬了。她骑驴前往芒通或洛卡布隆。驴子在意大利习惯于夜间爬山，不会失足；这次在大白天，驴子却摔倒了，不幸的女人掉下驴背，撞到一些尖利的岩石上，当场便在骇人的痛苦中死了……

我是在卢加诺得到这消息的。那么她也消失了……跟着来吧——下一个倒霉的是谁呢？

……后来一切都笼罩在烟雾中——阴森、迷茫的黑夜降临了，记忆变得模糊不清，什么也不记得，也无从叙述；这是悲痛、焦躁、失眠的时期，感觉迟钝了，不再意识到恐怖、精神的崩溃和体力的可怕挣扎。

家里一切都变了样子，显得特别混乱，没有秩序，仆人东奔西走，忙乱不堪，而且随着死亡的即将到来，也出现了新的谣言，新的丑事。命运不再给我的苦丸涂上糖衣，人们也不再怜惜我——据说，好在我的肩膀硬实，让我挑起这副担子吧！

在纳塔利娅去世前三天，奥尔西尼捎来了埃玛给她的一张条子。埃玛要求她“宽恕一切对不起她的事，宽恕所有的人”。我对奥尔西尼说，这条子不能交给病人，但我完全尊重促使她写这些字的感情，我接受她的好意。

不仅如此，我还在最后一些平静时刻小声告诉纳塔利娅：

“埃玛请求你的宽恕。”

她露出了讥讽的笑，没有回答一句话。她比我更了解这个女人。

晚上，我听到弹子房里有人高声谈话——熟悉的朋友通常在那里聊天。我走进屋里，发现大家争得很热烈。福格特在叫嚷，奥尔西尼作着解释，脸色比平时更苍白。我一去，争论便停止了。

“你们在做什么？”我问，相信出了什么新的问题。

“这样，”恩格尔松接口道，“谈不到什么秘密，这件事太妙了，简直像一朵德国的鲜花，我敢打赌，要是哪里还有这样的事，我可以用脑袋走路……女骑士埃玛委托奥尔西尼转告您，既然您宽恕了她，为了证明这一点，希望您把她写给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