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家庭悲剧（第23/29页）
奥尔西尼有些不好意思，补充道：
“我认为她发疯了。”
我取出她的借条，交给奥尔西尼，对他说道：
“请您告诉这个女人，她要的代价太高了；尽管我尊重她悔改的感情，但它不值一万法郎！”
奥尔西尼没有收下借条。
在通往丧事的途中，我还不得不踩过这一片肮脏的污泥。那是什么，是疯狂还是罪恶，是堕落还是愚昧？
这是很难回答的，正如你很难回答，这家人是从疯人院中逃走的，还是挣脱了拘束衣出来的。
4月29日晚上，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到了。纳塔利娅每天都在等她，写了几次信请她来，她怕抚养孩子的责任落到恩格尔松太太手里。她每小时都在等她，我们收到信后，她便打发豪格和萨沙到瓦尔桥接她。尽管这样，与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的会面使她非常激动。我记得她的声音多么虚弱，她哼哼哧哧地喊了声：“玛莎！”就再也讲不出什么了。
纳塔利娅发病时已经怀孕几个月。邦费斯和福格特都认为，这种特殊情况对治愈肋膜炎是有利的。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的到来加速了分娩期。分娩比预料的好，孩子活着生了下来，但体力消耗完了，出现了可怕的虚脱。
孩子是早上生的。到晚上，她吩咐把婴孩抱给她，还想召集别的孩子。医生叮嘱过，要保持绝对的安静。我劝她别这么做。
“亚历山大，你也听他们的话？”她说。“当心，你剥夺了我这个时刻，以后不要后悔；我现在好一些了，我希望亲自把婴儿介绍给孩子们。”
我把孩子都叫来了。
她没有力气抱婴儿，把他放在身边，露出明朗而愉快的脸色，对萨沙和塔塔说道：
“你们又有了一个小弟弟，你们要爱他。”
孩子们高兴地扑上去吻她和婴孩。我不禁想起不久前纳塔利娅望着孩子们背诵的诗句：
但愿有年轻的生命
欢笑在我的墓门之前……94
我望着临终的母亲这庄严的一幕，心头充满了忧郁。孩子们走后，我请她别再讲话，休息一会儿。她想休息，但是不能，眼泪夺眶而出，淌下了面颊。
“记住你的保证……啊，想起他们即将孤零零地留在世上，没有母亲，又在异乡客地，多么可怕……难道我没有救了？……”
她用祈求和绝望的目光注视着我。
这种从可怕的绝望到希望的反复变化，在最后这段时间里难以形容地撕裂着我的心……正是在那些我逐渐失去信心的时刻，她握住我的手对我说道：
“不，亚历山大，不可能这样，这太没意思了——我们还要活下去，但愿虚弱只是暂时的。”
但希望之光一掠而过，又自行暗淡了，代之而起的是无比忧郁而平静的绝望。95
“到了我不在的时候，一切自会走上轨道的。”她说。“现在我不能想象，你们没有我怎么过活，孩子们好像少不了我，可是你想，其实他们没有我也会长大，一切都会照常进行，仿佛向来就是这样。”
她又说了几句，谈到了孩子们和萨沙的身体；她很高兴，他在尼斯强壮一些了，福格特也同意这一点。
“要爱护塔塔，对她必须特别谨慎，她的性格深沉含蓄，又比较孤僻。”接着又道：“唉，但愿我能活到我的纳塔利娅96到达的一天……孩子们睡了吗？”过了一会儿她问道。
“睡了。”我说。
从远处传来了孩子的声音。
“这是奥莉加，”她说，笑了笑（这是最后一次），“你去看看她怎么样。”
到夜里，她变得非常烦躁，向我默默示意，她的枕头摆得不好，但不论我怎么放，她还是觉得不舒服，露出烦恼、甚至不满的神色，改变头部的姿势。后来她便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到了半夜，她做了个手势，似乎想喝水；我用茶匙喂她喝橙子汁，里边掺了糖和水，但是她的牙齿咬得紧紧的——这时她已不省人事。我害怕得呆住了；天亮后，我拉开了窗帷，头脑乱极了，我带着绝望的心情端详她的脸，发现在几小时内她不仅嘴唇，连牙齿也发黑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那可怕的昏迷意味着什么，那黑色又是为什么？
邦费斯医师和卡·福格特整夜坐在客厅中。我下了楼，向福格特谈了我看到的情形，他避开我的目光，没讲一句话便上楼了。回答是不必要的，病人的脉搏差不多已停止跳动。
将近中午，她恢复了知觉，又要孩子们来，但没说一句话。她觉得屋里太暗，这已是第二次了；明明是白天，她问我为什么不点蜡烛（两支蜡烛已点在桌上），我又点了一支，但她还是看不到，说房里太暗。
“唉，我的朋友，头多么痛。”她说，还说了两三句什么。
她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已像死的一般），把它覆在她脸上。我向她说话，她的回答含糊不清；她又失去了知觉，从此再没恢复……
啊，再说一句话吧……一句话……难道一切就这么完了！这种弥留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从5月1日正午或一点钟到5月2日早上七点。多么残酷、多么可怕的十九个钟头啊！
有时她处在半昏迷状态，明确地表示，她要脱下那件法兰绒衣服，那件短上衣，要换连衫裙，但以后便不作声了。
我几次开口对她说话，她似乎听到了，但讲不出一个字，痛苦的表情仿佛掠过了她的脸。她两次攥紧我的手，这不是痉挛性的，是有意识的——我深深相信这一点。到了早上六点，我问医生还剩多少时候？“不到一小时。”
我走到花园中叫萨沙。我希望他母亲的最后几分钟能在他脑海里留下永恒的印象。他随我走上楼梯时，我告诉他什么不幸在等待着我们——他从未想到情况有这么严重。他脸色苍白，几乎晕倒，跟我一起走进了房间。
“让我们并排跪下吧。”我说，指指床头的地毯。
她满脸都是临死前的汗珠，手拉住上衣在抽搐，仿佛想把它脱下。几声痛苦的呻吟，几个不连贯的嗓音，使我想起了瓦季姆97的临终状态；接着一切沉寂了。医生拿起她的手又放下，它像物品似的掉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