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2 流血的季节 第七章 1940年，阿登高地（第8/13页）

烧光头发的女孩仍旧抱着她的小妹妹。黛西帮助她俩从救护车后面跳到地上。

一个护士帮助黛西把昏迷的母亲抬出救护车，送到急诊区里。

但黛西发现女孩们的母亲已经停止了呼吸。

黛西对护士说：“这两个是她的孩子！”她意识到自己的声音有些歇斯底里，“现在该怎么办啊？”

“交给我吧，”护士语速极快地说，“你必须回去救人。”

“必须？”黛西问。

“打起精神，”护士对她说，“在天亮之前，还有许多伤员和重伤员等着你去救！”

“好吧。”她跳上救护车的驾驶座，把车开到了街上。

十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劳埃德·威廉姆斯抵达了离西班牙边境只有二十英里的法国小城佩皮尼昂。

和难以回首的1937年一样，整个九月，他都在波尔多的乡下摘葡萄。他挣来了乘公交和电车的钱，可以在廉价餐馆里吃顿饭，再也不必在农人的院子里挖还未成熟的蔬菜，也不用从鸡圈里偷生鸡蛋了。他正在沿着三年前他离开西班牙的那条路往回走。他从波尔多向南，走过了图卢兹和贝塞尔，大多数时候搭货运列车，有时也到公路上搭个便车。

这时他正在佩皮尼昂到西班牙边境沿线东南向公路边的一家咖啡馆里。他穿着莫里斯的工作服，戴着莫里斯的软帽，手里拿着里面有生锈铲子和被炮弹打坏的水准仪，以证明自己是个回西班牙的砌砖匠的帆布小包。可千万别有人真的让他砌墙才好，他才不知道该怎么垒砖头呢！

现在他正为如何穿越比利牛斯山而发愁。三个月前在皮卡第，他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完全能找得到1936年向导带着他进入西班牙的那条路，1937年他又沿着这条路的一部分离开。但当一个个陌生的山顶和岔道口出现在眼前时，他的信心破灭了。他以为这段路已经深深地刻在了自己的脑海中，但当他试图回想起某条路、某座桥或某个折转点时，他的记忆模糊了。他已经记不住那么多细节了。

他吃完午饭——一碗稀薄的鱼粥——和邻桌的司机们小声交谈起来。“有人能送我去塞贝里吗？”塞贝里是法西边境离西班牙最近的一座村庄，“你们谁去那里？”

他们多半都要去那儿：否则不可能出现在法国的东南边境。但他们都犹豫了。这是维希政权下的法国，尽管名义上是独立的，但德国人却占领了过半的领土。没有人会主动去帮一个操着外国口音的陌生人。

“我是个泥瓦匠，”劳埃德拿起帆布包说，“我叫莱昂德罗，我要回西班牙的家。”

一个穿着汗衫的胖司机说：“我可以送你一程。”

“谢谢你。”

“可以走了吗？”

“当然可以。”

他们走出餐馆，坐进两旁有电器行标志的破旧雷诺货车。开车以后，司机问劳埃德是否结婚了。被问了几个令人不愉快的私人问题以后，劳埃德意识到胖司机是对他的性生活感兴趣才载他的。怪不得刚才会那么主动：他想利用这个机会问一些让人尴尬的男女问题。一路上，好几个搭劳埃德的司机都有这种见不得人的兴趣。

“我是个处男。”劳埃德对他实话实说。但这又引发了司机对他校园时期风流韵事的一番探索。劳埃德在学校里是谈过几次恋爱，但他不准备把这些事告诉一个素不相识的司机。劳埃德试图在不惹恼司机的前提下含糊过去。最后司机放弃了：“我得在这里转弯了。”说着，他停下车。

劳埃德谢了他，继续往前走。

他知道不能像军人一样挺直了腰走路，而要像农民那样弓着腰走路。他没有带书和报纸，最近刚在图卢兹一条小街的理发店里剃了个乱糟糟的头发。他一星期刮一趟胡子，所以下巴上总有些胡茬。他惊喜地发现，满嘴的胡茬可以让别人注意不到他。他不怎么洗脸洗澡，身上总带着股让别人不愿近身的馊味。

在法国和西班牙，工人都戴不起表，因此他必须扔掉伯尼作为毕业礼物送他的那块方面表。他不能把表送给帮助他的法国人中的任何一位，因为这块表很可能会使他们受到牵连。最后，他沉痛地把表扔进了池塘。

他最大的软肋在于随身没有一份身份证明。

他曾经试图从一个长得很像他的男人那里买下身份证明，也曾经计划过从另两个人那里偷上一份。但战时人们对自己的身份证明看管得都很细致，这些尝试都没能成功。于是他只能避开需要说明身份的场合。他尽量避免引人注意。只要有机会，他就会避开公路，尽量从田里走。他从没搭过客运列车，因为沿途的一些站设有检查身份证明的检查站。至今劳埃德没遇上过任何麻烦。一个村子的村警向他索要过身份证明，他说他的身份证明在马赛的酒吧里喝醉时弄丢了，村警相信了他的话，让他继续赶路。

现在，他的好运到头了。

他正在穿越荒凉的作物产区。这里在比利牛斯山下，接近地中海，土壤沙化严重。满是灰尘的道路两旁只有小块农地和贫穷的村庄。这里几乎没什么人住。越过左边的山，可以瞥见远处的大海。

怕什么来什么。一辆绿色雪铁龙开到他身旁停下，三个村警从车上跳了下来。

他们打了他一个出其不意。劳埃德听到了汽车开来的声音——这是胖司机撇下劳埃德之后他碰到的第一辆车。他没去看这辆车，而是像一个疲累的工人那样继续拖着步子往前走。路两边都是光秃秃的树和农田，田里种着萎靡不振的蔬菜。汽车停下时，他刹那间产生了跑过农田的想法。看到跳下车的两个村警把手摸向腰间的手枪皮套，他马上抛却了这个想法。他们的枪法也许不怎么样，但说不定会打到他。劳埃德完全可以和这些村警周旋一番。他们只是些没见过世面的村警，比城里的警察要温和得多。

“你的证件呢？”靠他最近的村警用法语问他。

劳埃德摊开双手表示无助。“先生，我很不幸，我的证件在马赛被偷了。我是个西班牙砌砖工，我叫莱昂德罗，我正要——”

“上车。”

劳埃德犹豫了一下，但抗争是无意义的，成功逃脱的机率比任何时候都要低。

一个村警牢牢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推入汽车后座，让他坐在自己身旁。

车开了，劳埃德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了。

坐在身旁的村警问：“你是英国人，还是其他地方的人？”

“我是西班牙砌砖工，我叫——”

村警挥了挥手，做了个“别蒙人”的手势：“不要在我们面前扯这种话。”

劳埃德发现自己先前太过乐观了。他是个外国人，没有证件便想朝西班牙边境走：警察才没那么傻呢，肯定会猜到他是个逃脱的英军战俘。如果有疑问的话，他们只要脱去他的衣服，便能在脖子上找到他在部队里的身份牌了。劳埃德没有丢掉身份牌，否则很可能被抓到他的任何一方认作间谍枪毙。